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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关于班子成员个人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今天的谈话之列。
徐：可我觉得这不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与班子的问题紧密联系的问题。
就是说，要谈班子的配合和民主的问题，就不能不谈班子中的某些成员。
我们有个副局长，你和他谈工作，他装聋卖哑，你征求他对某一项工作的意见，他装疯弄傻，说什么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不是我告状，这个人想问题、做事情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他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的事，他争着干，不让他干，他就说你不讲民主。
他从中谋不到利的事，你让他干，他千方百计推，死皮赖脸地磨，就是不接受，不干。
开会议事，也是这样，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管你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拍着胸脯就要干，对自己没利的，要么不表态，要么顶着不让你干。
这样的人，你说我怎么对他讲民主呀？完全依着他，对他是讲民主了，可我对得起组织，对得起纳税人吗！
这样的谈话进行了好长时间，最后，童彦要他就群众反映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写个说明，限期交上来。
徐树军心情十分沉重，怏怏不快地离开了这里。
出了市委大楼，眼看快到中午了，他也没有回局里，直接回家了。
回到家里，他越想越不是滋味。
时下流行几句顺口流，说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闹的，闹的不如不要脸的，不要脸的不如不怕死的。
他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这话说得入木三分，说到要害处了。
在这几年里，请客送礼的事是有的，他想了想，大体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与省厅的交往中；二是为了与本市有关部门搞好关系，求得这些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三是接待外地来客（近些年，本市的这项业务工作在全省名列前茅，所谓学习取经的外地同行来的较多）；四是和市上有关领导的交往中发生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干工作中逼出来的。
现如今，要想干点事，干成点事，不想点歪点子，走点歪路子，成吗？在公务交往中请客送礼，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但话说回来，如果组织上认真了，或者领导层有人盯上你了，想给你点颜色看看，或找个岔子把你从现在的岗位上拿下来，就是鸡蛋里，也给你挑出几块骨头来。
从严掌握的话，拿公款请客送礼，本身就是问题，不管你请的是哪里的客，送得是哪门子礼。
想到这里，他叹口气，心想，自己老了，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大不了这个局长不干了呗，还能怎么样呀！
这么一想，他觉得轻松多了，可又为任之良捏一把汗，他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想，任之良就没有想着得罪谁，也没有得罪过谁，谁就这么对他过意不去，非要给他找点事不可呢！
不就是在工作上和他密切配合，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或者让步一些人看着不顺眼，故意给他找点难堪。
因此，说到底是他连累了任之良。
想起这些，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想了很多，午饭也没有吃，倒头便睡了。
一觉睡到下午三点钟，起床后，他给任之良打了个电话，问局里有没有什么事。
任之良说没有什么事，只是省厅来电话，通知了个紧急会议，明天在省城报到，问他什么时候动身，带不带车。
徐树军说，车就不带了，来回的过路费比火车票高出好多，还是晚上坐火车走吧，劳驾你给买张火车票吧。
徐树军被监察机关叫去谈话，下午没去上班，晚上又直接坐火车上了省城。
这纯属偶然，可在冯晓仁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他从暗处跳到了明处，逢人便说，看，怎么样呀，我没说错吧，是被双规了吧！
接下来就有点神秘兮兮地说开了，说市委已经在酝酿局里新的领导班子了，骆垣坐第一把交椅，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他在别人面里讥讽任之良，说他在这个时候还不识风向，脑筋转不过弯来，还跟着徐树军跑，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局里多数人不明就里，平日里，大家不会把冯晓仁的话当回事的，看他神神秘秘的样子，平时又爱打听个小道消息什么的，且与骆垣关系又铁，大家又都知道，这骆垣是“上面”
有人的，对冯晓仁的话也就有几分信了，心里有点小算盘的，还积极与冯晓仁套近乎，说不上还能捞点儿什么好处。
骆垣当然知道徐树军是怎么回事，并且知道徐树军指出了冒名签字的事。
但他仍然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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