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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
语体文部分，鲁迅选的是《示众》。
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
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
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音的《窗子以外》。
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
。
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
，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
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
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
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
联大教授的“派性”
不强。
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
。
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
，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
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
骂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
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
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
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
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
。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
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他上课，抽烟。
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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