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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进出那里的人那么多，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猜不出，只有佩服的份。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
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
由于缺少阅历，我想：能到这样的单位去工作，心里有的只是自豪感和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历史感，并不明白“高处不胜寒”
的道理。
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列所，我就离开了这个单位，心里并无遗憾。
在这个单位工作时，我与好友林春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
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首发，然后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人民日报》的转载还专门加了编者按，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文章，也许应当算是我的“成名作”
吧。
正是从那篇文章开始，我的名字进入了公众视野。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评选活动中，我被评为改革人物，就是因为有人还记得当年的这篇文章，当然，跟我这三十年间的所作所为也有关系。
现在想来，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
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
这就应了福柯所说的“作者消亡”
的观点，他认为作者是谁并不重要，一种话语的流行只是某个时代的需要，即使不是由这个作者说出来，也会由别的作者说出来。
在1979年，中国社会学复兴，源头是费孝通发起举办的一个社会学夏季讲习班。
这个班的参加者认为，这个讲习班在中国社会学复兴中的意义类似于黄埔一期对于中国军队的意义。
自1954年院校调整将社会学取消以来，这是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先声。
除了跟其他几十位学员共享的意义之外，这个讲习班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我在这个讲习班上结识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主任霍兹纳，并随后在他的帮助下进入匹兹堡大学学习社会学，最终在1986年和1988年分别获得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走上了社会学研究的道路。
当时我着手翻译我的第一本译著《现代社会学入门》。
这是一本社会学的入门书，正符合我当时的爱好。
原书是一本日文书，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共同翻译的。
当时，我上了一个日文的短期训练班，该班只教笔译，不教口译，是个速成班。
记得那个训练班远在怀柔，我当时正与王小波热恋，以致不得不鱼雁传书，互诉相思之苦。
唯一的好处是因此留下了一批王小波的书信，在小波百年之后还能使我重温他的音容笑貌。
在我1982年去美国留学之前，这本书就翻译好了，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归国之前才得以出版。
以我那点日文基础，翻译这本书只能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
这本书更多的意义是使我对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自从上了这个社会学讲习班，我就在心里埋葬了我所不喜欢的历史学。
原因很简单：在我心中，历史永远是一些年表一样的东西，从来没有活起来，没有生命。
我最终放弃了历史学，走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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