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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的威名和实力，当然也打动了跟中国隔海相望的倭国（公元670年前后才正式对外采用“日本”
国名，为了简便叙述，以下倭国一律称日本）！
汉后有唐？那个大唐不会只是个传说吧？日本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他们决定派人再到大陆来看看。
公元630年，日本向唐朝这个大陆新政权派出第一批遣唐使。
当他们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被眼前的美丽和富饶惊呆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小平同志在访问日本后，发出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才是现代化”
的感慨。
而就在一千多年前，当这批日本使者到达大唐后，也发出了感慨，因为他们终于知道了什么才叫强大！
但日本人不只会发感慨，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大唐王朝的实力，他们同时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大唐王朝为什么能拥有这样的实力？这种善于思考的国民性，才是日本人最可怕的地方。
而善于观察和整理规律性的东西，是日本人更可怕的地方。
日本人很快发现，大唐的强盛，在于统治者的开明政策，唐太宗选拔人才，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先后，唯才是举，且皆委以重任。
在他的武将班底中，从身份背景上来看，既有贵族出身的李靖，更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正是他们的衷心辅佐成就了太宗一朝的贞观治世景象。
在政治方面，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主持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修成《贞观律》。
对外，大唐也并未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是真正的想和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做朋友，这种谦和的态度，让很多弱小的国家对大唐崇拜、敬畏。
回到日本的使者，将真实的情况反馈给了日本高层，日本也第一次抱定了向大唐学习的决心！
但是想上学，也要先交得起学费，日本当时国内的政治条件，很明显还不能满足入学的基本条件。
公元7世纪初的日本是个十分混乱的时代，各地的土地主们，有千百号人就敢称霸一方，国家政局相当混乱。
中央政权中更是派系林立，整天你嚷嚷两句，我嚷嚷两句，吵个没完没了，天皇在这些权贵中间不过是个摆设，不要说进行改革，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开个会都很困难。
好在，要向大唐学习的观点，被当时最大的实权派圣德太子采纳。
圣德太子是日本飞鸟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找来现在日元最大面额的钞票看，上面印着的就是圣德太子，足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在他的支持下，一些有开拓进取意识的日本上层贵族青年远渡重洋来到了大唐，这是日本最早的一批“旅唐”
留学生。
而在国内，圣德太子也照大唐的猫画起了日本的虎，他按照使者的描述，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推崇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极力主张巩固皇权。
在官员任用上，他试图打破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依照才能和功绩授予官位。
同时主张以和为贵，缓和国内外的政治对立。
这一系列重要的内政改革，极大地削弱了日本各大豪强的势力，在日本这个岛国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思想。
但轰轰烈类的改革行动，却戛然而止，原来圣德太子虽然有李世民般的才能，却没有李世民的天命！
公元622年，圣德太子被他的老爹天皇大人耗死了，虽然摄政，却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皇帝桂冠便病殁于斑鸠宫。
这个政治权威的离世，使日本列岛再一次陷入大动**。
本来拥护改革的外戚苏我家族，为了争夺权势，竟然在圣德太子死后不久便血洗斑鸠宫，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的势力完全肃清，苏我氏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动摇家族独揽朝政的地位，本来进步的家族却在权力的**下一步步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日本改革陷入停滞。
但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不因某些人不想改变就不会改变，用我们政治书上的话说就是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起到强大的反作用力。
就在这时，圣德太子种下的种子终于发芽了，公元640年，圣德太子在世期间派到中国留学长达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归国。
在他们之前，僧旻（一个日本和尚）已先期归来，并在贵族阶层中传授中国文化。
日本来华留学生在大唐期间，不只富有学习经验，有很多甚至争取到了在唐朝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的机会。
日本留学的僧人们更是被唐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师从高僧，领受佛法。
这些留学生成为唐朝先进文化的播种机。
就像是常年在国外俱乐部里锻炼的日本球员一样，他们一旦回归到国家队，就会把最先进的足球理念带给自己的国家，为日本足球带来不一样的变化。
而这批留学生给日本带来的变化，便是号称日本历史上三大改革之一的“大化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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