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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超级大贪官，享尽了一生富贵，最后还得善终，更是为无数存有贪念的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极为不良的榜样。
有了这样的榜样，各色人等纷纷猛钻幸进之道，太监们也急需人手，拓展他们的贪腐体系。
宫女、太监的文化程度很低，跟进士出身的文官往往搞不到一起，甚至容易形成敌对，他们更容易跟和尚道士搅到一起，宪宗朝几位著名的“佞幸”
都是僧道。
众所周知，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明宪宗也是一位“开明博爱”
的君主，在他这里，所有教派都能得到极大宠幸。
最初梁芳等人介绍了李孜省、孙道玉、继晓等几位道士、佛僧，继而发现道教、佛教都有很多支派，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体系极为宏大。
明宪宗毫不吝啬，都不亏待，一律大取国库供养。
僧继晓建大昌寺，强拆了数百户民居，耗费国库数十万两，遭到严重弹劾。
不过僧继晓还只是宪宗朝大办法事的一个小小缩影。
明宪宗大封真人、法王、佛、国师不计其数，孝宗朝清理宪宗朝滥封的真人、法王，计有佛教的法王437名、藏传活佛789人，汉传禅师120人；道教的真人123人。
这些神仙无不需要像僧继晓一样强占民居、耗费国帑来修建宏伟的寺观，还好当时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中国影响不大，不然我相信“开明”
的成化菩萨一定也不会亏待他们，而他们那种高耸入云的大教堂、清真寺在北京修起来，所需的石材恐怕就只能拆长城了。
如果这些佞幸真的只是贪钱恐怕都是其次，真正最可怕的还是一个名叫李孜省的道士。
其实李孜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士，最初是布政司的小吏（吏是官府的低级文员，不是官），后又被推荐去京师当差，结果考察期间却被发现有贪赃枉法的行迹，反而出事了。
不过李孜省打听到明宪宗喜欢方术，于是恶补五雷法，并向宠阉梁芳、钱义贿赂重金，推荐给了宪宗。
结果宪宗一见他大为喜欢，于是绕开人事系统，直接下特旨授予太常丞。
御史杨守随、给事中李俊仍坚持弹劾，说此人有贪赃的劣迹，不宜在太常寺掌管祭祀，于是改为上林苑监丞，掌管皇家园林。
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既然有贪赃劣迹就应该法办，至少不能再升迁，岂能换个“不那么重要”
的职务继续升迁？可见当时对贪赃的接受程度己经大为改观。
李孜省继续钻研各种法术献给皇帝，又与梁芳等人结为紧密同盟，干预政事，不久又连续升为右通政使、左通政使，成为行政系统中梁芳等太监一颗坚实的钉子。
李孜省总结自己的仕途，觉得多亏了明宪宗特旨授官这一关键步骤，若非如此，他没有科举功名，绝对当不了通政使这样的朝官。
梁芳等也觉得，有科举这个门槛，非常有碍于他们提拔自己人，拓展团队，导致他们的贪腐体系只能限于后宫，无法染指被科举进士牢牢守卫的文官队伍。
于是李孜省与梁芳等商议良久，力劝明宪宗设立了“传奉官”
这一制度，即绕开科举，由皇帝直接下特旨，授予某些人官职。
这不但违背明朝祖制，更是违背宋明以来中华帝国最最根本的一项政治传统，但梁芳、李孜省等人早己有了一套完善的策划，快速提拔了数千名传奉官，占据各个要害部门。
而对提出反对意见的文官，就指使亲信御史弹劾打击，很多正直的文官都被弹劾降级甚至罢官。
不过文官也很快认识到了严重的危机，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内阁、九卿（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九个部门的长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名上疏，极论传奉官之弊。
明宪宗也有所省悟，将李孜省又贬为上林监丞，并裁汰了五百余名传奉文职，只留下67人，但八百余名传奉武职却未更动。
李孜省也因此深恨这些朝臣，更加拼命地钻研法术，重新获取皇帝的信任，终于又复为左通政使。
当了还乡团的李孜省大肆报复朝臣，并在政治斗争中充分运用法术这个武器。
他经常通过占卦算命的方式，算出哪些朝臣有什么问题，就报告给皇帝。
明宪宗非常信任他，往往依其言调动或贬黜这些朝官。
后来文官们也明白过来李孜省和梁芳联盟的巨大能量，一些文官也开始依附这个联盟，从此开启了一个内外勾结的模式，一些品质较差的文官选择与后宫贪官联合，帮他们在外朝办事。
尽管可怕的传奉官制度很快被废止，但其对文官系统的冲击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再难弥合。
4.3也有太监不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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