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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一个有本事的人年复一年在彻底而无望的闲散中邋遢起来，真是可怕。
总该有办法，给他机会利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的家园制作家具，等等，同时免于把他变成基督教青年会式的、一天到晚喝可可的昏庸之辈。
我们最好面对这个现实：英国的几百万男同胞有生之年再也不会拥有一份真正的工作了，除非再爆发一场战争。
一件大可以做也当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只要他申请，就给每个失业的男人一片土地和免费的工具。
本该靠公共援助过活的人，却连自己种蔬菜养活家人的机会都没有，岂不可悲。
要研究失业问题及其影响，你就必须前往工业地区。
南方存在失业的情况，但比较分散，并不突出，这令人奇怪。
在很多农村地区，几乎没听说过有谁失业，你也不会在那里看到像城市里整片整片的街区都在靠失业救济金和公共援助生活的奇景。
只有当你寄宿在没有一个人有工作、找份工作的概率像拥有一架飞机那样大、远比在足彩中赢取五十英镑的概率还小的街道里，你才开始明白我们的文明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因为确实有变化在发生，这是毫无疑问的。
工人阶级态度消沉，和七八年前有着天壤之别。
我第一次意识到失业问题是在1928年。
那时我刚从缅甸回来，在那里，失业还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我少年时就去了缅甸，战后的繁荣余韵犹存。
第一次在附近地区见到失业人员时，我害怕而惊奇地发现，他们很多人对失业感到羞耻。
我那时非常无知，但还不至于无知到以为当失去海外市场而害得两百万人丢了工作时，这两百万人比在加尔各答赛马中抽了空签的人更该受谴责。
但那时候，没有人愿意承认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失业很可能继续。
中产阶级仍在谈论“领救济金的懒汉闲人”
，说只要他们想，这些人全都能找到工作。
自然，这种观点也渗透到了工人阶级本身。
我最初与流浪汉和乞丐来往时，本因流俗偏见将他们视为玩世不恭的寄生虫，却发现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或许有四分之一，竟是正直的年轻矿工和纺织工人。
他们瞪视着自己的命运，流露出如同困于陷阱中的动物那样迟钝的惊异，我犹记得，这给了我何等的震惊。
他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工作，但是看啊！
似乎他们再也不会有工作的机会了。
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最初免不了感到人格受辱的困扰。
这就是那个时代对失业的态度：这是一场发生在你个人身上的灾难，问题在你。
当二十五万矿工失业后，阿尔弗·史密斯，一个住在纽卡斯尔陋巷里的矿工，也自然而然地丢了工作。
阿尔弗·史密斯不过是二十五万人之一，只是一个统计单位。
但人都难以把自己看成一个统计单位。
只要街对面的伯特·琼斯还有工作，阿尔弗·史密斯就免不了觉得自己颜面无光、一败涂地，因此生出无能和绝望的可怕感觉，这是失业最可恶的一点——远比任何艰难困苦可恶得多，也比任何被迫游手好闲造成的道德堕落更可恶，仅次于阿尔弗·史密斯的孩子生来就要领公共援助这种天生的低人一等。
每个看过沃尔特·格林伍德《领救济金的爱情》这出戏的人，都一定记得那可怕的瞬间。
贫穷、善良而愚蠢的工人捶桌呐喊：“噢，上帝啊，赐我个什么工作吧！”
这并非戏剧夸张，而是生活的写照。
这声呐喊，在过去十五年里，一定曾几乎原封不动地在千千万万个英国家庭中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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