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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
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
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
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
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
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
，—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
。
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怎样地在“碰壁”
，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
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
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
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编讫并记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
习惯与改革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
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
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
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
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
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
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
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
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
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假如竟有“好人政府”
，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
和“习惯”
，都包括在“文化”
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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