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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秀成认为，他能兴旺发达，乃是老天相援，他的命运多舛，时运不转，也是老天相授，晚期多有乖张，虽是勉为其难，乃是奉行天意而为。
“天”
始终支配李秀成的理念。
李秀成有时还带有凯歌声中的忧患意识、悲观情绪。
早在1860年4月，攻破江南大营，进略苏南。
这也是李秀成一生事业走上顶峰时期。
他途经常州，当时李秀成很欣赏书生张佩忍，当张佩忍谈及太平军军纪不好，李秀成即表示很难约束部属，且说：“我受了天朝的厚禄，效力有年，头发长得这样的长，要走亦不可能。
如若一路顺风，江山有分，便有吃有用，功名震世了；若吃败仗，也是若不可言啊。
先生未受天朝之禄，祸不能害，若要同尝，是我反累先生了。”
张后来回忆说：我既不能同行，回味忠王的谈话，是含有悲哀成分的。
（胡叔磊《太平军目睹之一角》）
此时此刻，虽然尚是柳暗花明，风起云涌，但李秀成也有归咎于“天意”
莫测了。
相传曾国藩于攻陷安庆围困天京时，曾下书至苏州招降李秀成。
李秀成没有表示。
但他不会投降。
因为此时的李秀成“骑在虎背，不能不骑虎而行！”
朋友之信，君臣之义，在危难之际，李秀成不会出卖朋友、出卖主子。
天意灭洪。
太平天国失败了，洪秀全死了，幼天王也十之九八死于乱军之中。
因而李秀成写供词，多有对曾国藩和湘军阿谀奉迎，说得相当肉麻，实是言不由衷。
盖支配他的理念，就是天命观。
李秀成写供词，曾国藩并没有要他写得很长，是他自己主动要写有几万字的，还带有不少与供词无关紧要的内容，写得头头是道，费尽心机，其用意并非仅如通常批判者所论，用供词打动曾国藩，乞求活命，表达降意。
此说正是误解了李秀成真正用心，也轻觑了为时人楷模的曾文正公。
李秀成本非等闲人物，他也清楚供词所写的并非都能说动曾国藩。
他只能是认知太平天国气数将尽，自己也将走向尽头。
天意如此，所以为拯救和弥补，只能是遵天意如此办事，做到：
（一）挽救本部将士生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
（二）天下太平。
而他自己懂得，大清王朝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必须是送上刑场的。
在天京城破后，湘军对于太平天国高干和将士俘虏或投降与否，甚至是早已输诚、愿充内应的鬆王陈得风和天官吏部、慰王朱兆英，也都是全部诛杀了的。
他还懂得以已声誉，如果投降，太平天国将士也仍是有多人不会跟随，且不服从，也不会放过他的。
他写供词，可见并非是为乞生，更多的是抱有必死之心的。
绝望之与虚望，正与希望相同。
所以从供词出现有颇多阿谀之语，按现代人的某些思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不是英雄，就是叛徒，而忽视了李秀成固有的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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