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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见人心涣散，欲擒故纵，声言愿离开者，可发给路费，危险过后仍欢迎回营，这样一来，反而使这些人却不好意思走了，表示愿意与大帅共患难、同生死。
翌日，鲍超军赶来，李秀成军本无战意，稍有接触，就退守黟县北的卢村。
第三天，李秀成军与鲍超、张运兰两军战于休宁柏庄岭，损失几百人。
李秀成自在皖西二郎河等地与鲍超军作战受挫，对鲍超军就不敢刺刀见红，稍有遭遇即退却。
他在被俘囚禁中回答曾国藩幕僚李鸿裔问辞“某军为贼所惮”
时，就答以：“鲍军之冲锋猛战；皆贼中所惮。”
李秀成南路援安庆路经祁门图
当日，李秀成大军放弃黟县，按原路退出羊栈岭。
随即匆匆撤兵南下，经屯溪、婺源转道入浙江去了。
曾国藩总算逃过了一劫。
在此期间，曾国藩精神相当紧张，甚至惊慌失措。
据说当李秀成退兵之后，鲍超率亲兵前来祁门拜谒曾大帅：“众迓之于营门，国藩亦从容而出。
超下马，将行礼，国藩蘧趋前抱持之曰：不想仍能与老弟见面，言已泪下”
，“不复能自持矣。”
（《一士谈荟》）
这次祁门被围，对曾国藩行军作战是一个大打击。
它也是李秀成首次与曾国藩近距离的接触。
此时李秀成行色匆忙，在皖南乃忙于行军，不急于攻城略地，盖皖南非他管辖地也。
他不愿为此一拖时间，二耗兵力，也疏于对祁门围攻，因为怕与鲍超打硬仗，就放过了攻打大营的大好时机，他没有意识到这次攻打大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时得逞，俘捉或诛杀湘军主帅曾国藩，乃是胜过占领武昌、调动安庆围军的最高着。
李秀成过皖南，不攻祁门大营，亦是一大失策。
这时，他的全副精力，是要赴江西、湖北扩大兵力。
在被俘后的供词里，多少也写出当时的迫切心情和心理行为：“是欲由黟县出休宁县，因与鲍军战败，其兵屯黟县，中堂大军重屯祁门，此处俱是山高路小，一塞不能别行，我非是欲争此处，实上湖北招兵，因湖北等县起义之人约我前去，不失其信而图此处也。
当即改道，不由黟县，由箬岭到徽州，过屯溪，上婺源，到常山县过年。”
李秀成的思路也影响了其他几支取道皖南西进部队，即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定南主将黄文金、右军主将刘官芳等四路大军。
12月，黄文金等分三路进逼祁门；东路由婺源直趋祁门，西路破建德、鄱阳转攻景德镇，北路入羊栈岭逼黟县。
1861年3月，李世贤在婺源获胜，攻克景德镇。
同月，刘官芳等军入样根岭，对历口湘军驻防发起攻击。
历口是出入祁门的交通孔道，距大营仅二十里。
曾国藩又大为惊慌，再次写了遗嘱。
李秀成当时如果组织和联手各路人马，以绝对优势兵力，打垮鲍超军和张运兰军是有百分之百把握的。
可是作为军事统帅，李秀成没有审时度势，未有进攻皖南的战略部署，各路人马没有合成一只拳头，各自为战，互不统属，没有一个最高司令部，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指挥，放过了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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