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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创建需要教皇或神圣罗马皇帝颁布诏书。
圣安德鲁斯（1412）、格拉斯哥（1412）和阿伯丁的国王学院（1495）都有教皇诏书，因而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学。
爱丁堡的“大学”
（1583）确切地说是“城市学院”
，没有任何诏书——他们第一次开课时，市议会为学生提供了5英亩土地（紧临绞刑台，位于现在波洛克学生宿舍边上）；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MarischalCollege，1593年创建，1860年与国王学院合并）也没有诏书。
文艺复兴时期建立了很多学院，圣安德鲁斯就有圣萨尔瓦多学院（1450）、圣莱纳德学院（1511）、圣玛丽学院（1538）。
宗教改革进一步振兴了大学。
如果约翰·诺克斯是宗教改革的脸面，那改革的大脑就是安德鲁·麦尔维尔（AndrewMelville），此人有着明确的、毫不妥协的原则。
16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运用自己在欧陆大学的经验振兴了格拉斯哥和圣安德鲁斯大学。
但大学仍然保留着研讨赞美诗的研习班，主要教授神学和哲学（当时是非常宽泛的学科）：法学训练和医学训练到了18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那时，爱丁堡的就读率翻了两番，其学生有英格兰人（尤其是被剑桥和牛津阻拦在外的新教异见者）、北美人、欧陆人以及苏格兰当地人。
苏格兰的大学向来都是世界性的。
并非所有大学都一样成就显赫。
18世纪时，阿伯丁、圣安德鲁斯像牛津、剑桥一样懈怠无力。
医学学位的授予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功德或公民资历，1783年马里沙尔学院的亚历山大·唐纳森博士说他“既不讲课也不做任何实验，主要居住在他位于阿伯丁附近的庄园里”
。
然而到1800年，苏格兰大学还是培养了九成的英国医学毕业生。
19世纪苏格兰的毕业生没有资格入选英国皇家医学院的研究员职位，因此被排除在伦敦医院之外，不过，首都之失则是地方（和帝国）之得。
虽然苏格兰的大学在19世纪中期缺乏活力，但它们在19世纪最后25年成功地进行了改革。
这些大学的学费比精英化的牛津或剑桥便宜，因而也比后者更具社会包容性——至少对男人而言是如此。
直到1892年，女人才被允许入学。
19世纪60年代，苏格兰的大学就读率高出英格兰五倍，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只有不到2%的年轻男女（换言之，不到人口的0.2%）才能进入大学。
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改革实际上减少了青年工人阶级的求学机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有了学生助学金，他们才再次获得学习机会。
这些助学金为苏格兰（和英国）的大学带来真正的平等：没有这些助学金，任何修修补补的举措都不会使高等教育具有社会包容性。
很多学生都身负债务。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其他机构的建立，以及原有大学的发展，现在高等教育的就读率达到50%。
大学教育日益规范，学位获取的门类范围也比前一代人广泛得多，以前乔丹斯通的邓肯艺术设计院（DunofJordanstone，现在是邓迪大学的一部分）就是一个范例。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大学扩张中，产生了另外四所大学：斯特灵（新挂牌的大学）、邓迪（1881年以来是圣安德鲁斯的分学院）、赫瑞-瓦特（Heriot-Watt）和斯特拉斯克莱德（以前的技术学院）；高等教育“二元划分”
被废除（1992）之后又产生了五所大学。
苏格兰最大的“大学”
——爱丁堡大学，现在拥有19000名本科生和7000名研究生。
苏格兰的大学因提供职业训练而繁荣起来，但它们也强调自由选择、广泛学习，获取普通或“一般性”
学位，而非荣誉学位（仍然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获得荣誉学位），它们强**育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
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古老的大学会在四年学习之后，授予毕业生人文学科艺术硕士的荣誉学位（MA），而英格兰学士学位（BA）只需要三年。
苏格兰的大学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那些不介意接受伊顿公学或“牛剑大学”
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也有激励政治家的研讨班（20世纪70年代），像现在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1]（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一系列保守党议员（毕业于圣安德鲁斯）。
职业
中世纪的年轻人走向国外，因为他们的视野在欧洲，大陆的教育更好，大学讲授诸如罗马法或“民法”
这样的职业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被用到苏格兰法庭上，但苏格兰国内没有这样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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