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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承受持续的巨大贸易不平衡压力，再加上全球其他市场也信心不支，中国的外部需求至少不会像上一个周期那样不断上升。
即使外部还有相当需求，中国自身也无法再重复以往那种以简单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方式。
对于这些说不清楚当年为什么而成功，也说不清楚今天为什么而难以继续的老板们来说，他们所能凭依的，好像只能是找到创业时的**。
无论如何，现在他们的条件总比最开始做的时候要好得多。
当年赤手空拳的他们，面对市场偶尔漏出的一道门缝，都要竭尽全力地挤进去，发现一片天地。
今天在面临着外围市场变化的时候，同样需要寄希望于他们的创造力和创业**。
而持续地保持创造力和创业的**，向来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长处。
吴晓波在《浩**两千年》中再度提出了中国商人阶层“早熟而晚慧”
的命题，“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
因此，中国商人习惯的方式是“以末逐财，以本守之”
，完成原始积累之后的理想状态是回乡做个富家翁，让后世子弟或者读书，或者捐个前程。
这一点在当今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这和中国企业家阶层内在生命力的不足有很大关系。
由于缺乏终极目标，企业家对于经营企业缺乏坚定的信仰，当企业只是实现财富的手段之一，那么什么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就成为众人追求的对象。
而一旦大势走低，他也缺乏深入研究，挖掘市场空缺的耐心和毅力。
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来说，即使财富仍在积聚，地位依旧隆盛，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变老，变得苍白。
而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他的反应也开始迟缓，而不是惊惧敏捷。
从这个意义上，刘一秒在课上所提出的接近了问题的根源，“对于你的企业有没有宗教般的虔诚”
？
中国的草根企业家们在真正实现从小草成长成为大树的目标之前，势必面临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拷问：做企业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这如同一个世纪以前韦伯的命题。
西方中世纪之前，对于工商从业者的蔑视也与东方无异。
正是宗教改革把上帝的天命与此世的追求相结合，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构。
赚的钱已经超过了生活的需要，那么赚钱的目的又在什么地方。
答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上帝给了你这样的能力，你就要顺应这一天职——承担职责在人间（因为你有创造财富的天赋，所以要毕其心力担当），积聚财富在天上（你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
，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按照韦伯的解释，虽然世界各地皆有商业活动，但正是宗教改革赋予了商业活动宗教意义，才使得这样一个群体拥有了超越此世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商业价值观：尽可能多挣钱，但要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的享受;聚财后要散财;挣钱要合法，诚实节俭讲信用才受尊崇;创造财富要通过公司的形式，通过持续的、理性的经营管理，因为个人终有一死，公司方可长存。
近代中国曾经有一批以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刘鸿生等为代表的实业家，把办企业和实业救国、济世安民联系起来，虽辛酸备至，战乱频仍，饱受挤压，仍矢志担当。
然而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并没有被继承下来。
对于中国当下的这一批草根来说，创业的根源多半在于改变自己的命运。
没有上接宗教观念的源泉，也尚且没有在生意与国运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缺乏一个共同体的集体意识，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这样一大批草根企业家的存在，正是这样一大批草根企业家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求，才造就了思八达的成功。
然而，就是作为导师的思八达，也在遭遇着一个典型草根企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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