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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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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评判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时，往往会提起很多显性的指标，最后再提一下它的文化基因和人文风俗，仿佛这些东西只能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实际上，一个地方的人文精神恰恰是支撑其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也往往能培育出何种特色的产业经济，造就什么样的城市气质，甚至影响到城市的未来。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版图上，成都自古以来就有着与众不同的战略地位，以至于历来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一说，在武侯祠至今仍悬挂着“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样一副对联，并深受毛泽东赞赏。
只要稍微查阅一下成都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几千年来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所谓“水旱从人，不知饥谨”
，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堪称一个最不像西部的城市。
也正因为此，成都人的盆地意识常常为世人所诟病，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也一度束缚住了这个城市前进的步伐，人们在评判成都时常常带有某种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惊叹这里的物富民丰、生机勃勃，一方面对成都人骨子里那种小富即安，不知忧患的精神又不乏批评。
成都人自己也似乎很难真正跳出成都来客观、理性地审视自己，说来说去还是个天府之国，乐土之邦。
2003年初夏，王志纲与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的一次短暂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与传统成都人气质迥然不同的冲动和深思熟虑。
春城书记虽然话并不多，但至少流露出了几层意思：其一，城市化的机遇对于西部来说的确是千古一遇，但正因为此，也深感肩上的担子非同小可，如果没有科学的头脑一味蛮干，弄不好就成了千古罪人；其二，关于成都的美谈自己已听得太多，但成都骨子里还是有一种不思进取、自我循环的情结，怎么打破这个看不见的瓶颈；其三，成都下一步到底怎么发展，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还没有统一起来，应该有一套系统的城市经营的基本理念以凝聚、感召干群。
凭借敏锐的直觉，李春城深深感到成都在整个中国都很有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甚至提出了能否把成都建设成为“国家级中心城市”
的设想，但到底应该怎样诠释和演绎，尚未完全破题。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成都太闲，这种闲适和散漫相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不适合的，相对于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来说也是不合拍的。
对于一个城市的主政者来说，他能够意识到这种差距，却不可能去改变一个城市的性格。
有没有能够选择一种方式，能够把劣势变优势？
在工作室介入成都之前，围绕成都的城市定位可谓五花八门。
成都人谈起成都，多少有几分陶醉，但这里的确是一片得天独厚的人间乐土；按照官方的说法，成都在1993年就被国务院定位为西南地区的“三中心两枢纽”
——商贸流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通信枢纽，但这种提法与近在咫尺的重庆大同小异；后来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成都自己又提出要打造“西部战略高地”
；也有很多带有城市推广色彩的说法，像什么“多彩之都，美食之都，成功之都”
等。
与上述角度不同的是，工作室一开始就是跳出成都看成都，跳出西部看成都，站在整个中国城市竞争的版图上来定位成都，发现成都。
成都在哪里？随着城市化浪潮的高速推进，在中国的城市经济版图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三大城市经济圈——京津唐城市圈、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
这三大城市圈无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最具规模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担负起中国城市化领头羊的角色。
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三大城市群都无一例外地处在东部地区，占国土面积23的西部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工作室认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正摆在所有西部城市面前，时代在呼唤西部挺起城市化的脊梁。
中国非均衡发展的经济战略在几十年的倾斜之后，为了实现整个经济的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中西部的崛起。
没有西部的城市化，难以想象中华民族的集体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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