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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记者们谈过我的生活，我对政府的宽待感到惊奇和惭愧，我也说到自己对真理和正义的理解，等等。
我这些书面和口头的答复，后来都引起了什么反响，我不全清楚，但我可以断定，我如果再谈到这个监狱对我不是监狱而是一棵菩提树，那就准会引起一些人更大的困惑（当然，我确信不是所有的人，比如缅甸的议长肖恢塔先生，他是把这里比做一座学校的）。
我把监狱的屋顶比做菩提树的华盖，是由于我这时确实已有这种感觉，确信自己领略到了像那位迦毗罗太子证菩提果时的一样的心情。
当我经历了最后的三年之后，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就越发觉得这个比喻的恰当。
首先，这是由于在这最后三年的五次参观中，我从自己周围的世界里看到越来越耀眼、越来越有意义的光辉。
这五次参观中，我们走了五个城市，看了两个农业社，两个人民公社。
二十三个工矿企业和五个文教卫生福利事业单位，又看了许多住宅区，还看了水库、展览馆、体育宫、烈士纪念馆……
我看了许许多多未曾见过也未曾听过的东西。
我既没有什么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常识来理解那些标在产品前面的数字的含义，例如：一千五百一十三立方米的大高炉、二千五百吨的锻造水压机、一昼夜可选矿七万立方米的七A浮选机、一小时可抽水一万二千吨的四十八D水泵、五十八天完成的万吨巨轮船体工程、容量超过解放前一年生产总量的四万千伏安和二十二万伏电压的变压器……许多产品名称，许多的发明创造，对我都是神奇的。
我把笔记本写满了两本，固然长了一些生产知识，但对我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有许许多多我们过去没有的、做不到的，现在都有了，都做到了，而且很多是以最高的速度和最好的质量做到的。
大量的是由自己设计，有的还由进口转为出口。
虽然有些设备现在不能制造，但也在试制或者将要去做，而眼前的事实证明，我们也是必定做得出的。
我从这里明白了那些难记的数字和专有名词的中心含义：这一切足以引起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自豪。
从无到有！
仅仅这一点事实，就足够让我这样的人去思索的了。
我理解的还不是单纯的关于一个社会进步的问题，而是对我的祖国和民族的估价问题。
我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在前半生中，我的心里总是对“中国人”
三字充满自卑感。
清朝的后期历史中的对外关系，使我对“外国人”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
我自从认识了庄士敦，又发生了对西洋民族莫名其妙的羡慕心。
庄士敦的谈话、送我的画报和自来水笔，以及他穿的衣服、皮鞋，衣服上的别针、袖扣，都曾使我对西方文明拜倒，因而自惭形秽。
后来到了天津，从日本人那里我更得出这样的结论：爱新觉罗是中国的统治者，但要治理好中国还是要靠外国人才行。
天津租界里的七年生活，“外国人”
三个字成了我的灵魂的主宰。
每参观一次外国军队的检阅或者参加了一次外国人的宴会，我必感叹一次外国民族的聪明、中国民族的低劣。
甚至一本外国画报、一双外国皮鞋和一包外国纸烟，都能摄去我的灵魂，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居然相信了白种人优于有色种人的论点，记得这论点曾是我和溥杰的共同话题。
我的世界知识的课本，除阅兵、宴会、画报、电影之外，便是法国的香水和白兰地、英国的衣料和香烟、美国的汽车和留兰香糖、德国的拜耳药品和眼镜、瑞典的火柴和搪瓷、古巴的雪茄烟、挪威的鱼罐头、日本的玩具……在我的生活中所用的，全是大学士倭仁指为奇技**巧的东西，除了作为财产看的中国古玩玉器字画之外，我看一切都是外国的好。
就连我的财产也要存到外国银行里，甚至不惜倒贴保管费。
我当了伪满洲国“皇帝”
，还必须吸三五、三九牌烟，吃拜耳厂的西药，喝三星白兰地酒。
在我看来，中国的东西什么也不行，也永远行不了。
不但是我，连我的侄子——十三岁搬到东北一连住了十四年的青年，刚从苏联回来坐在中国的火车上，还惊异地问：“这火车是中国人开的吗？”
比他更小的孩子就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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