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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一男以及一部分华为领导不这么认为，李一男说：“我们不能做CDMA的原因，一是高通占据了CDMA的技术专利高地，我们没有办法突破高通的专利封锁。
相比之下，G**没有专利限制，开发风险非常小。”
事实确实如此，二十年后，高通依然是CDMA的霸主，所有的手机企业都要给高通交纳通信技术方面的专利费。
李一男又说：“第二个原因是中美的政治因素会制约国内通信网络的标准选择。
中美关系时好时坏，万一坏了呢，我们国家可能就不会再采用美国的技术标准。”
应该说李一男这个观点富有远见（到3G、4G时代，中国果然颁发了兼顾G**CDMA的三张通信牌照），也得到了当时华为一些领导的支持。
郑宝用说：“我们在华为，从贤不从众。
既然你认定G**是未来技术方向，那么我们就做这个方向。”
后来，这哥俩又碰到一件事，再次发生分歧。
在微蜂窝无线设备方面，李一男看中了欧洲制式的DECT数字增强无绳通信系统，但郑宝用倾向于日本制式的PHS，也就是个人手持式的电话系统，认为这是未来固定网络的补充和延伸。
李一男说：“我觉得欧洲的DECT是未来的方向，日本的PHS是过渡技术，从长远来看没有前景，3G才是我们的未来。”
郑宝用说：“那行，我们从贤不从众。”
就这样，华为先后放弃了CDMA和日本的PHS技术，但这种放弃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
客观来讲，看郑宝用和李一男的分歧，谁对谁错要看站在哪个角度，从长远来看，李一男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短期来看，郑宝用是正确的。
有时候做企业就是这样，从未来来看，这个技术很好，问题是这个企业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
1998—2002年，G**技术在中国蓬勃发展，当时中国移动每年都有几百亿的大单，但是基本上都被爱立信、摩托罗拉、诺基亚这些外国公司包揽了。
华为尽管有自己的G**产品，但还不够成熟，国内的电信商都不用，那些鼓噪说华为有什么背景的人可以休矣。
更要命的是，西方电信巨头已经开始注意到华为了。
这些国际巨头在农村固话市场被“巨大中华”
——巨龙、大唐、华为、中兴——这四家公司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他们只要发现华为和中兴研发出某款产品，就联合进行大幅降价，而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产品，他们就继续卖高价。
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挡华为和中兴中标，当时广东移动的一个G**扩容，订单就上百亿元，但是华为一毛钱都抢不着。
李一男主张的G**，方向是对了，眼下却是颗粒无收，让人着急。
那么，郑宝用说的CDMA技术呢？中国联通用的就是CDMA技术，华为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产品，依然颗粒无收。
移动颗粒无收，联通也颗粒无收，在电信总会有收获吧？没想到，华为在电信领域也是颗粒无收。
郑宝用看中的日本PHS技术，后来在国内有个很有名的产品，叫“小灵通”
。
年龄稍微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小灵通”
，“小灵通”
在1998年到2005年间非常火。
1997年，杭州市余杭邮电局局长徐福新到日本考察时发现了PHS技术，他觉得这个技术在国内一定会受欢迎。
他回国后做了汇报，领导也非常感兴趣。
PHS即PersonalHaem，意为个人手持电话系统，采用微蜂窝通信技术，通过微蜂窝基站实现无线覆盖，将无线市话手机以无线的方式接入本地电话网，使传统意义上的固定电话不再固定在某个位置，可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自由移动使用。
这就是当年的“小灵通”
。
“小灵通”
的优势是辐射小，绿色环保，最重要的是资费跟固话价格差不多。
对于“小灵通”
技术，当时华为的高层也颇为心动，但任正非的态度是，这不过是短暂的赚钱机会，华为是一家“为未来投资”
的企业，宁可赔死，也不去做过时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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