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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不菲，一次性的工程费用就要几万美元。
现在看几万美元不是什么大钱，可是那时候有外汇管制，外汇稀缺，对任正非来说，那真是左思右想才痛下决心拍板花出去的。
当时大家都说，如果那次流片失败，几万美元打了水漂，后果难以想象。
一方面，吃饭的产品没有了差异化竞争力，就会卷入无休止的价格战；另一方面，新产品的研发要采购境外的器件和设备，需要大量美元。
即便任正非初衷依旧，也未必还有能力去研发新产品，也就没有今天的华为了。
这是华为历史上最惊险也是最惊艳的一次“飞渡”
，九死一生，华为这次幸运地成功了。
就这样，1991年，华为首个具备自有知识产权的专用集成芯片诞生了。
这是华为芯片事业的起点，也是华为海思的前身，华为鼎鼎有名的麒麟芯片，追根溯源的话，就在这里。
就在这一年，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思科公司聘请了一位叫钱伯斯的全球高级副总裁，此人主管思科的全球销售和运营，他上一份工作是在王安电脑公司担任北美区总裁，四年后，钱伯斯升任思科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成为华为在全球范围内最有力的对手。
在研发C&C08机型的这段时间里，华为的资金渐渐耗尽，不得不拖欠工资，很多员工都辞职了，每天都有新员工进来，每天也有老员工离去。
每过一两个月，华为就搬一次办公室，办公室越搬越小，员工拿到这个月的工资不知道下一个月工资什么时候发，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华为哪一天破产、拖欠的工资还能不能拿到。
所以华为发年终奖的时候，很多人拿了年终奖第一件事就是辞职。
尽管当时华为账上没有太多钱，但是绝不拖欠辞职人员的工资和奖金，这一点对当时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员工辞职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大环境不太好。
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不受重视，也没有户口指标，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员有深圳户口，大部分华为员工每年都要回老家办暂住证。
当时深圳查得很严，经常有警察和保安半夜敲门查暂住证，没证的人直接就被抓走遣返了，后来华为的副总裁毛生江也被抓过。
如果有哪位员工没来上班，大家就会说，可能是被抓去扛木头了（对东莞樟木头这一地名的联想）。
那时候，负责人事的曾信富主要任务就是天天去派出所捞人，说：“这个人是我们的员工，对不住，我们要把他带走上班去了。”
后来很多员工学“聪明”
了，想睡懒觉时，就干脆打个电话说自己被警察抓走了，其实是在宿舍睡觉。
辞职的第三个原因是安全问题。
那时候华为租的房子条件很差，都是民房，晚上回去一摸，空调遥控器不见了。
好不容易找到空调遥控器，一摁，空调没有反应，屋子里还是热。
出去一看，空调压缩机被人偷走了……这还不要紧，有的时候刚研发出一款新机器，结果第二天一看，小偷偷走了。
大环境不好，但是华为的理想，这种奋斗、孤注一掷的热情和豪情，让很多员工着迷，对艰苦视而不见，觉得碰到这种老板也很稀罕，华为公司创造的让大家能安心做事业、做技术的环境，迷住了一批又一批人。
但销售部门的人就不这么想了，做销售的人心思活络，说：“老板，咱们还是回到老路上去吧，卖咱们那个JK1000，走一步是一步，你研发这个多危险。”
结果任正非严词拒绝，不为所动。
C&C08研发的进度迟缓，好在市场部门比较给力，C&C08还没研发完就被卖出去了，买家是浙江义乌邮电局，原计划1993年5月或6月开局，结果却一拖再拖，一向不拘小节的任正非好像一下老了十岁。
项目经理毛生江每天看到当时任软件经理的刘平都要嘟囔一句：“再不出去开局，老板要杀了我。”
10月，项目组人员在公司实在待不住了，测试没有完成，就将第一台C&C082000门交换机搬到浙江义乌开局，整个研发团队也跟着过去，以防万一。
果然，第一台C&C08非常不稳定，经常断线、死机，打不通电话，有时候电话打到一半突然中断，或者干脆就串线，什么问题都出过。
义乌开局是华为数字程控交换机第一单，华为上上下下都很重视，总工郑宝用亲临现场指挥，常驻现场，不走了。
任正非也不远千里来到义乌，陪大家一块儿加班，吃住都在一起。
看到这个局面，所有人都明白，华为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破釜沉舟，成败在此一举。
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研发就是这么磨人，义乌各方面的条件比不上华为公司研发部，交换机只有一台，又要测试，又要调试，时间特别紧张，工作人员只好24小时两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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