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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深远地影响了任氏一脉的命运，在后来任摩逊、任正非父子两人最困难的岁月里，任摩逊再三跟任正非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让他千万不要放弃学习。
1931年，任摩逊考上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随后在父母族人的期许中去学校就读，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看到结局的故事：读书、结婚、继承家业或者做官……
但是，世事难料，这一年，局势骤变，日本入侵东北。
天下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任摩逊和满腔热血的同学们不甘心做亡国奴，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救亡运动。
孰料祸不单行，任摩逊在大学读了三年后，他远在浙江的父母相继病逝了。
这对任摩逊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是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二是经济上也失去了来源，他没有办法再上学了，只好辍学回家。
回到故乡后，任摩逊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中任教，以维持生计。
1937年，机缘巧合之下，颠沛流离之中，任摩逊因同乡介绍，来到广州国民党412军工厂做会计。
这个工厂主要生产防毒面罩，是军工产业的边缘产业，随着局势的发展，工厂先是迁到了广西，再从广西迁到了云南，又从云南迁到了贵州。
当时，烽火连天，每个人都是朝不保夕，谁也不会想到，412军工厂这段工作经历后来会给任摩逊及其家族带来那么巨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岁月中，整个家族因为这件事灾祸不断。
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让热血青年任摩逊丧失对人生和国家的热爱。
他私下里宣传抗日，组织讨论会，举办读书会，用行动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这个读书会里，人才荟萃，后来出了不少地方高级干部。
很快，任摩逊办的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务们准备抓捕他。
危急关头，任摩逊不得不另做打算，以送同乡回老家为由，离开了工厂。
可他回到老家后也备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为摆脱一路尾随纠缠的特务，他佯装得了恶疾，让村里人用轿子把他抬到当地的火车站。
特务怕被传染，不敢靠近阻拦，任摩逊就这样机智地逃离了家乡，这一去，青丝变白发，天涯漂泊，如小舟逝于江海，再未归港。
为了不给老家的人带来麻烦，也为了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任摩逊乘着继续南下的火车再次返回贵州，在这个“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
的西南山国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漂流。
至于浦江的那个家，任摩逊再也没有回去过。
直到1995年5月，已经85岁高龄的任摩逊，在儿子任正非的陪同下，最后一次逛了浦江县城，父子俩拍照留念，不知是近乡情怯，抑或是怕睹物思人，任摩逊最终没有迈进家门半步。
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人间万事消磨，任摩逊经历了种种生离死别，到头来恍有人生如梦之感，自故园返回贵州不到一个月，任摩逊与世长辞。
贵州过去是多以偏远闻名于世的，不论是“黔驴技穷”
还是“夜郎自大”
，都是在暗暗地表达这一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感。
往事越千年，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如今的贵州已成为中国的大数据之都，因为气候凉爽、利于散热，可以为互联网公司节省不少电费的支出。
可在任摩逊所处的年代，贵州还是非常落后的。
不过冥冥中自有定数，当年重返贵州后，任摩逊再执教鞭，结识了他此生的灵魂伴侣——程远昭。
程远昭是贵州人，在这个西南山国长大。
非常幸运的是，就在同龄人结婚的年纪，她在父母的支持下念完了高中，在当时，她在当地算是个“大”
知识分子。
结识任摩逊之后，程远昭更是见贤思齐，不断自学精进，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任摩逊和程远昭结婚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1944年10月25日，任摩逊和程远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一年，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
家有添丁之喜，国有动**之忧，看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儿子，任摩逊忧从喜来，想到自己北上京华读书正是青春放歌之际，孰料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自己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颠沛流离，历经各种是非、无数成败……
任摩逊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明辨是非，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磨难所败，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所以他和妻子认真地为这个孩子起名为任正非。
这是他们的期盼，期盼这个孩子未来可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这也是他们对孩子的祝福：江湖千秋磨难，任我行。
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在那里，他创办了镇宁民族中学，他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他的一生如同枝叶掩映的春泥，不为人知。
当时任家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任正非曾回忆说：“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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