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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
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
[279]
另一位强烈反对绝对专制的学者陈亮，曾诣阙上言：
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
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
[280]
陈亮、叶适、陈傅良和陆九渊发声反对中央集权，进一步支持了以民为本而非以君王为本的政治哲学。
永康学派的代表陈亮认为，皇帝的权力依赖于与民众的关系，[281]永嘉学派的另一位代表叶适则为城镇商贾说话，维护他们的权益。
[282]皇帝作为国家权力中心，并不意味着他能拥有无上的权力。
皇帝通过各级官吏一起治理国家，也要依据一定的准则行事。
广义的“礼”
就是理想化的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皇帝及其臣民的权利和义务。
[283]
此外，还有“法”
，即基本法则，以及“律”
，即法令条例。
“礼”
和“法”
约束了皇帝及大臣们的行为和特权。
这些法令和“会典”
加在一起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
宋代，法治体系下的政府取代了官员专制的政府。
北宋初期及南宋初期的皇帝都以身作则，遵守律法，因此能够掌控国家，抵御外族入侵，而一旦皇帝凌驾于律法之上，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难逃灭亡的结局。
[284]
元朝时，皇帝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集各种权力于一身。
从人口数的角度来说，元朝是少数人统治着不愿俯首称臣的数千万人口，朝廷选择卑躬屈膝、恭顺诺然而非思想独立、耿直不阿的官员进行管理。
因此元朝颁布的律法是为让民众循规蹈矩，以维持中央政府统治，同时也是官员管理的准则。
《元典章》的札文中就提到：“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废弛。”
[285]但是，蒙古人认为自己是特权阶级，经常目无法纪，因此他们自己制定的律法也无法执行下去。
商户们渴望政治安定，社会有序，他们都推崇高度集权的政府，支持以法治国，求得庇护以便生意昌隆、扩大影响。
商人阶层的扩大不仅有利于工商业发展，也驱使更多的中国商人寻求海外市场。
海上贸易的扩张为海军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商人阶层地位提升
国家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中央集权的政府机制得到加强，与之相随的，是勋贵——中国社会顶端的特权阶层——的没落。
唐代曾经世袭罔替的权贵和拥有大量土地的乡绅，经历了唐末的动**不安，到五代十国时期又被外族统治者中的新兴权贵压制。
[286]到了宋代，太祖为保政权稳固，剥夺了权贵乡绅的政治权利。
但贵族阶层——包括宋代新兴的勋贵——以及地方名流，遭受最沉重的打击是来自经济上的。
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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