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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过一种假设，将边境民族周期性的行动解释为受气候影响的结果。
[200]公元300年、650年及1200年都发生过特大干旱，正好和蛮族与游牧民族分别入侵欧洲和中原，伊斯兰教势力扩张以及蒙古大征战的时间吻合。
[201]但气候假设论的缺陷在于，它更适用于解释欧洲历史，而非亚洲历史。
蛮族在4世纪入侵欧洲，蒙古在13世纪进行的大征战，对欧洲和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7世纪穆罕默德武装势力的扩张直到一个世纪后才对中国产生了微末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其中一个促成因素，但绝不是形成游牧民族周期性活动的唯一原因。
游牧民族内部的势力或使其统一强盛，或使其分裂衰落。
正是这种统一或分裂的循环往复，引发了它们的扩张或退缩。
[202]同样，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它可以采取策略抑制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当王朝衰落时，就招致了外族的入侵。
隋唐的君主修建大运河，使镇守西北边防的军队有了来自东南地区的稳定的粮物供给，从而得以恢复元气；但到10世纪时，运河淤塞，漕运不畅之后，兵力就开始由强转弱。
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来保障长期的作战，北宋军队便难以在北方地区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防守，无力驱逐入侵北方的契丹人。
1126年，女真人（金人）突然兵临城下，北方阵地失守。
定都南方
1127年初，金人攻破京师开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汉人的内心被深深刺痛，他们重新估量战争形势，只能不得已抛弃对北方和西北腹地国都的眷恋，在富庶的长江下游流域的濒海地区重新选址建都。
开封失陷后，逃亡的北宋皇子选择临安作为南宋的行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将长江下游的濒海城市作为全国行政中心。
中原政权第一次迁都东南地区是在317年，由于少数民族攻破北方，西晋宗室撤离洛阳，南迁建康建立东晋政权。
但隋朝统一中国后，再次选择西北内陆的长安作为都城。
可以说，除了南北分裂的历史时期，以及南京曾有270年成为政治中心的时间以外，中国历朝的国都大多都选址于北方或西北的内陆。
从周朝到北宋末这两千多年间，中国人发展的重心主要还是在内陆。
但在1127年，宋室放弃开封，数年之后定都濒海城市临安之后，朝廷就只考虑以濒海省份的城市作为政治和行政中心。
都城从开封迁到临安，标志着中国重心的重新定位，中国人也从西北向东南，从内陆向沿海流动。
当然，这样的选择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南宋初期，大臣李纲便是反对者之一，因为他认为自古以来东南没有出过卓越的领袖人物，而且过去从东南复起的政权也没有收复过中原。
[203]明朝地理学家顾祖禹曾抨击过这种谬见，他认为经济重心转到东南之后，东南涌现了许多杰出的领袖人物，其中就有明洪武帝朱元璋（安徽人）。
[204]
国都通常也是战略中心，许多人反对在东南地区建都的理由便是，该地区的人并不骁勇善战，也缺少精壮的战马。
[205]因此，一旦被北方的骑兵包围，他们就会处于劣势。
但是，东南地区的人十分精通水战，可以弥补他们在骑兵作战方面的不足。
而且，东南的地形易守难攻，利于水战。
如此一来，定都临安就意味着朝廷倾向防守政策，也导致水师的发展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视。
并非只有汉人王朝才把重心转向东南地区。
外族从北方和西北方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也主动将目光投向南方，这既是出于政治考虑，也是被经济因素所驱使。
契丹人将都城从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迁至燕京（今北京）；女真人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迁至燕京，又从燕京迁到开封；蒙古人从哈拉和林（今蒙古国境内）迁至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又从上都迁至大都（今北京）。
自10世纪以来，汉人和少数民族政权迁都的历史，让一位清朝学者发出“天下之势，自西而东，自北而南”
[206]的感慨。
明洪武帝夺取政权建立明朝后，定都于今南京——富饶肥沃的长江下游的心脏地带，再一次将中国的重心转到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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