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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金社会并不就此便无可虑之处。
在努尔哈赤死后,统治集团内一度争斗尖锐,八旗贝勒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
皇太极与其三大贝勒实力不相上下,汗权难以集中。
当时,皇太极别无选择,不解决来自明朝的威胁,不雪两次失败之耻,其威信便会受到巨大损失。
他必须寻找机会,通过战争的胜利提高自己的威信,加强权利,并伺机消除其他贝勒的掣肘和钳制。
同时,对外战争和抢掠仍是这时期后金政权和社会生存的重要方式之一。
1627年以后,后金一直出于饥荒状态,满汉矛盾虽有所缓和,但社会不稳定因素亦在增长。
“时,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因而跟亦有食人之肉者。”
当时虽与朝鲜开市于中江,远不能解决问题;而与明朝早已绝市,欲向明朝索取,议和方式又难以实现;“去抢西边”
,通过山海关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另辟蹊径。
在这种情况下,“己巳之变”
已成为后金寻求出路的必然决策。
当“己巳之变”
发生后,明人多以为,后金入塞,皆因袁崇焕妄杀毛文龙,使东江镇失去牵制之效的结果。
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准确。
1621年东江镇建立以后,对牵制后金向辽西的进攻,的确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从1626年,袁崇焕提出毛文龙部应“移镇”
,到1628年初裁定(缩减)毛文龙兵额,压缩兵饷恭迎并改饷道由觉华岛,东江镇已基本发挥部了什么作用了。
就是说,袁崇焕对东江镇作用的认识是相当差的。
这是他之所以杀毛文龙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也可以从毛文龙死后,他仍没重视东江镇的建设,只要维持其不发生叛乱即可的态度证明。
如果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后金兵入塞的原因之一。
倒不如说是因袁崇焕一贯轻视东江镇的作用,未加妥善经营和部署所使然。
然而,皇太极率兵绕道入塞成功之所以肯呢个,并不全部取决于主观动机。
明朝盈廷上下的麻痹思想帮了他的大忙。
明朝举国专注辽西,而其他各边仍是兵疲将弱,械缺饷欠。
这种情况引起了留心边事的袁崇焕的注意,他敏感地察觉到后金有乘他边虚弱,借道蒙古,以求一逞之势,并一再上疏反复说明这一危险。
然明廷对此扔漠然置之,漫无布置。
这自然给后金入塞留下可乘之隙,“己巳之变”
的发生已不可避免。
《论己巳之变与明朝兴替》谢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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