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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也是罗塞塔石碑最初立起时的样子。
开罗博物馆22816
先前的学者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首先，法国东方学家与汉学家德金（1721—1800）已经意识到符号组中含有限定符号，以及王名圈中包含王室的名字。
随后丹麦学者格奥尔格·索伊加（1755—1809）提出象形文字可能是一种拼音文字，并同样独立提出王名圈中写的是王室的名字。
他还学习了科普特语，他认为这有助于他的工作，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埃及方尖碑。
瑞典外交官约翰·大卫·阿克布拉德（1763—1819）在比对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语与世俗体铭文方面颇有进展，他辨认出了这两种文本中所有特定的人名。
他还认出了世俗体中的“神庙”
“希腊人”
以及后缀代词“他”
。
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在1802年出版了一份世俗体字母表，但是他只关注世俗体文字的表音属性而忽略了其他，这使他落后了一步。
英国医生与物理学家托马斯·杨（1773—1829）因发现光的波动理论而为人熟知。
他认识到了科普特语和象形文字间的关系，并且首次提出埃及铭文既使用表音符号也使用非表音符号。
他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和他的两个尊号，还有贝尔尼克王后的名字，并认识到这个名字中有代表阴性的蛋形符号以及t词尾。
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西尔维斯特·德·萨西（1758—1838）可能整合、审阅了这些发现中的一部分。
他率先认出并以世俗体转写了三个名字，然而认定这种语言是拼音文字的想法阻碍了他。
他与杨通信并鼓励杨，但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突破的反而是他自己的学生。
商博良（Jean-Fran?oisChampollion，1790—1832）曾是一名天才儿童，也是一位熟谙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最关键的科普特语的语言学家——在16岁之前商博良一直用科普特语记日记。
当时，一些埃及的科普特教士仍在科普特礼拜仪式中使用这种语言，虽然科普特语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了下来，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依然极为有限。
商博良还学习了古汉语和波斯语，在17岁时他成为格列诺布公学的一名教师。
他也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复制品。
此时对石碑的研究状况是：根据希腊语与世俗体部分的铭文已经得知了国王的名字是托勒密（Ptolemaios），因此可以与王名圈环绕的圣书体王名进行对照。
商博良对书写方向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并假定王名的读法是拼音性质的，其中每个圣书体字符都是独立的符号。
在采用了这个思路后，他便拼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获得了其对应的七个字母。
（杨的研究也独立推进到了这一步。
）
1815年，惠灵顿公爵之友威廉·班克斯在菲莱发现了两个方尖碑，它们于1827年被运往英国多塞特郡的金斯顿莱西庄园。
一个方尖碑的碑身上刻有圣书体文字，但底座上是希腊文。
商博良拿到了一份副本并找到了托勒密的王名圈（托勒密八世）。
方尖碑上还有希腊文的国王妻子的名字——克里奥佩特拉。
商博良找到了对应的王名圈，此时他可以确认一些先前发现的符号及几个新符号的意义。
他还认出两个代表t的字符，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是同音异形词（发音一样）。
根据杨的研究，t及蛋形字符被确认为阴性词尾，并再次被证实是一位女性统治者的名字。
这个发现本身并不足以破解更多字符，但是商博良编纂了一份托勒密及罗马时期的王名圈（亦即象形文字符号）列表，并在1822年作为《就象形文字表音字母表致达西耶先生的信》（LettreàM.Dacierrelativeàl’alphabetdeshiéroglyphesphonétiques）发表。
这是破译象形文字的首次突破，虽然只是一小步，其本身也并不意味着每篇文本都可以被转写和翻译，因为此时还没有确立语法规则，更遑论词汇。
虽然距离文艺复兴时期象形文字的阐释已相当久远，但商博良此时依然认为埃及文字是以象征符号来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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