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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真正理解这门语言而不是仅仅破译几个符号或读出几个王名，商博良使用了来自阿布辛贝的铭文拓本，该铭文中含有另一名国王的王名圈，即《圣经》中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商博良已经认出了读作s的字母，而对于狐狸皮符号，他将其读作m。
太阳圆盘符号十分清晰，商博良知道科普特语中的“太阳”
一词是r-e，所以他将这个词读作r-em-ssw“拉美西斯”
（Ramesses）。
在王名圈中还有另一个神的名字——阿蒙，它位于王名圈的末尾，是一个带有运河形状的符号。
商博良猜测国王应该经常被称为神的所爱之人。
而在科普特语中，表示“爱”
的词是me，所以王名圈这部分的意思应该是“阿蒙神所爱之人”
——本质上，第一次对象形文字的翻译，而非仅仅对符号的解读，就这样完成了。
商博良发现，埃及文字中既有表示发音的符号，也有表示意义的符号，1824年他在自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概论》（Précisdusystèmehiéroglyphiquedesaiens）中发表了自己的成果。
商博良穷尽了能够使用的工具，并将文本视作一种语言而非两种字符来处理。
他继续搜集文本并加以钻研，及时运用新发现的信息，最后终于分辨出一个又一个词组。
虽然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发现，但商博良的突破鼓舞了学者们对古埃及文字研究的信心。
随着对符号不同功能的认识，学者们能够在罗塞塔石碑上的文本中区分出单词了。
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通过对照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研究者能够猜测到一些词语的意思，文本的语法也可以通过对照科普特语来进行研究。
埃及语言的研究
许多学者研究了这门语言，由此形成了埃及学中的不同学派，但商博良之后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1855年海因里希·布鲁格施的一部世俗体语法书。
布鲁格施是早期埃及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首先注意到埃及语法的闪米特语特点，随后便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搜集资料。
他的《圣书体文字与世俗体文字词典》（Diairehiéroglyphiqueetdémotique），也是第一部系统的象形文字词典，其于1867至1882年间分七卷出版，共有3146页。
柏林大学的埃及学教授阿道夫·埃尔曼（1854—1937）是第一位指出埃及语有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学者，继《新埃及语语法》（ischeGrammatik，1880）与《埃及语语法》（?gyptischeGrammatik，1894）之后，他最伟大的成就是“词典”
项目。
在柏林，由20名学者组成的团队查阅了所有来自埃及和各大博物馆的已知的埃及语文本，并为每个单词制作了小卡片。
这些小卡片（Zettel）包括单词的圣书体写法、转写、翻译以及单词出现的地方。
尔后这些卡片被归档和整理，由此确定了所有已知词汇的拼写和使用范围。
这部埃尔曼与赫尔曼·格拉普合编的《词典》（W?rterbuch）在1926至1931年间分五卷出版，至今仍是埃及语的标准参考词典。
《词典》现在可以在网上获取，而文本的收集与分析仍在继续。
另一位德国“柏林学派”
的语文学家库尔特·赛斯在埃及语语法领域有着重大发现，他重编并勘校了《金字塔铭文》和其他历史文献，并于1906至1909年以《第十八王朝的文献》（Urkundender18.Dynastie）之名出版。
抄写、收集、发表文献材料是根本性的重要工作，如此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这些材料。
例如，雕像背后的短小文本发表于德国的《埃及语杂志》（Zeitschriftfür?gyptischeSpradAltertumskunde，始自1863）及法国的《埃及和亚述语文学与考古学相关研究合集》（Recueildetravauxrelatifsàlaphilologieetàl’archéologieégyptieassyriennes，始自1889）中，而学者们也在齐心协力，以使更大体量的资料公之于世，例如完整的神庙铭文。
伊曼纽尔·德·鲁日与埃米尔·查西纳特是发表托勒密时期的艾德福神庙与丹德拉神庙铭文的先驱，这些铭文由法兰西研究院出版。
随后，《石棺铭文》、麦迪纳出土的材料以及由肯内特·基钦整理的拉美西斯时代全部文献的合集也相继面世。
这些学者不仅使文献成为可以获取的资源，还把它们翻译了出来。
纪念物铭文的整理工作与纸草、陶片的发表同步进行，这方面的主要学者有阿兰·加德纳、乔治·波瑟内和亚罗斯拉夫·切尔尼。
僧侣体文字的材料首先被做成摹本相片的形式，如此可以避免手抄过程中出现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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