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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十二王朝晚期,水平的书写方式已经出现,此后在日常纸草文献的书写中变得更加普遍。
竖行栏的书写方式在一些宗教文献如《亡灵书》中仍有出现,并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刻意的古风做法。
面对僧侣体文本,有时很容易就看出它们是源自哪些图画形式的圣书体字符。
雕刻端坐着的男性形象的圣书体符号需要好几个步骤,而僧侣体减少了芦苇笔接触纸草或写字板或陶片表面的次数。
端坐男性的圣书体字符的头部、躯干、手臂、腿部都需要仔细描绘,而该字符的僧侣体版本呈反S形并有一条垂直线贯穿其中,两三笔就可以快速、流畅地写出。
圣书体的猫头鹰字符具有非常细致的羽毛,而在僧侣体中它简化成了流畅的一笔,看起来就像数字3。
某些字符组合在一起成了连字,所以这些字符可以一两笔写就,不用分开书写。
图14 不同种类或年代的僧侣体文字中的猫头鹰符号举例,阅读方向均为由右至左
虽然圣书体的不同书写风格的确可以区分开来,但由于它们是团队合作的产物,因此除非对手写圣书体进行细致研究,否则每个工匠各自的手笔通常不能被识别出来。
僧侣体写成的文献一定是出自一人之手,并保留了各种笔迹。
根据文献类型的不同,有些特别精美的手稿可被称为“抄书手稿体(bookhand)”
,如拉美西斯时代的哈里斯(Harris)纸草I,这份手稿完整且配有小插图。
也有学生文本或者水平低下的书吏写成的简单文本的例子,同时也有大量介于二者之间的手稿。
无论是谁书写了这些文本,至少它们都是亲笔版本。
笔迹研究(古文书学)对于确定文本年代十分有用,因为书写风格随时代变迁而有明显区别。
这一点对任何手写文本都一样,但在埃及,这一点对于出处不明或者后来被再次使用的文本尤其有效。
研究有确定年代的文本中的书写风格,总结出的笔迹特征其后可以用于研究年代未知的文本。
通过这种研究可以识别出书写者是谁,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借此追寻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国家大事。
一份由杰胡提摩斯(Djehutymose)与其子布特阿蒙(Butehamun)之墓的书吏书写的书信档案,透露了新王国末期拉美西斯十一世在位时某个时间发生于底比斯的一些事态的宝贵信息。
作为管辖上埃及的将军们所信任的副官,杰胡提摩斯必须前往努比亚及埃及境内的其他地方巡察并报告,而布特阿蒙则负责底比斯的事务。
下面这封信写于复兴时期第十年,信的开头祈祷底比斯诸神保佑皮昂赫(Piankh)将军。
信中提到收到并读过将军最后一封来信,接着提到底比斯代理人给皮昂赫将军寄送衣物过于缓慢,将军妻子建议杰胡提摩斯亲自送衣至努比亚。
这个看似家长里短的细节实际上揭示出皮昂赫正忙于应对努比亚内部的威胁。
信的结尾,提到一项建筑工程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在墓区中寻找一座古代陵墓的进展。
标准的问候句式与回忆式的叙述相结合,问候句式如“愿阿蒙将你平安带回,你拥抱Ne(底比斯)而我们看到你活着、成功地、健康地归来”
,回忆式的叙述如对杰胡提摩斯与皮昂赫擦肩而过的描述:“当我们抵达底比斯,他被告知你已经走了,就在我们抵达女神之处之前!当时他几乎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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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书吏布特阿蒙的僧侣体书信,从右至左书写。
(大英博物馆纸草,EA10375)开头问候部分的字符较大,然后变小以适合整张纸草
僧侣体文献
僧侣体文献的种类十分丰富,涵盖可以书写的任何种类的文献,包括管理性的税务账目、帝王谷工匠的日记账及其休假记录、正式的国家宫廷记录、官员调查报告、土地契约以及遗嘱。
同样还有诗歌、赞美诗、祈祷文、解梦指南、魔咒、医学文献以及文学教义与礼仪用书(不太恰当地称为智慧文学)。
有神庙的财产清册、神庙内进行的仪式的记录、神庙知识之书、《冥世之书》(来世的指导书),以及其他关于来世的书。
有个人之间的书信、给死者的信、要求给王室工程队输送供给的官方信件以及更多珍贵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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