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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种灵活应变的智力，必须与理解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联系起来。
面对该做什么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实际问题，一个关于如何行动的问题。
我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在各种可能的行动中进行选择，因此，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哪一种行动是最好的？而这个问题经过思考，是会有一个正确答案的。
因此，我们可以思考该如何行动。
实际上，我们可以先问自己哪个行动是最好的，然后为选择这一行动找到理由和依据。
这些理由包括各种可能的目标，这些目标是值得实现的，而采取正确的行动则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些目标。
因此，作为有理性的人，我们能够思考哪些目标最有价值，哪些行动最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
这样，我们就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评估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价值、是否合理。
正是我们判断自己的某一行为是否有正当理由的能力，以及判断哪一种行为最有价值的能力，赋予了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
而鲨鱼缺乏的正是这一判断能力，它们显然没有能力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正当理由。
我们能否理性地判断自己的行为，能否反思实际问题，对自由来说关系很大。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
要想控制某件事，至少要对它进行深思熟虑，并确定指导方向。
我们的行为必须是我们作为自由行为人（FreeAgent）可以有意识地加以引导的。
如果不认为自己的行为需要加以引导，也不知道这一引导方向是什么，那么这种深思熟虑的引导是不可能的。
自由行为人能够思考、判断哪些是合理的行为，并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采取这一行为而不是另一行为。
自由行为人能够运用理性来审视自己的行为。
正如哲学家所说，自由行为人要有一种实践理性的能力。
自由与意志
我们除了具备执行行动的能力之外，还具备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能力。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我们还有一个自由意志问题。
这种做决定的能力或意志，显然与实践理性的能力有关，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能力。
先是有深思熟虑的能力，决定如何采取最好的行动，然后有能力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这两种能力，正是一名真正的决策者所必备的品质。
这种决策能力——做出决定的能力——源于我们认知、反思实际问题的能力。
因此，如果自由依赖于实践理性，那么，它也依赖于与实践理性相伴相生的意志。
鲨鱼不自由，是因为它们缺乏人类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同时也缺乏人类做决定的能力。
之所以认为人类拥有意志，是因为我们认为人类拥有理性、拥有意志及具备做决定的能力，指的是能够运用理性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能够判断出哪些目标是值得追求的，并能判断出哪些行动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
无论如何，过去的哲学家在使用“意志”
一词时，指的就是以上这些意思。
例如，在中世纪的哲学中，拉丁语中表示意志一词的“voluntas”
，指的就是做决定的能力——运用理性来决定采取哪些行动的能力。
因此，许多中世纪哲学家使用的另一个拉丁词是“appetitusrationalis”
——理性的欲望或者理性的动机。
要做出决定，必须具备理性的欲望，亦即一种运用理性来决定采取哪种行动的能力。
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把行动自由等同为自由意志，好像我们的行动自由是一种意志自由，它能够左右我们所做的决定。
那是因为中世纪的许多哲学家真心认为人们的行动自由和做决定的自由是一回事。
他们的这一看法对吗？
在一般人看来，人的行动自由和做决定的自由就是一回事。
因为一般人总是认为，自由行为人同时也是自由的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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