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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他参与国政三个月的政绩：“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孔子做的第一件事，是治理市场，平抑物价，使贩卖猪、羊的商人不敢哄抬物价。
第二件事，是男女分路行走，率先施行男女有别的政策。
第三件事，治理社会治安环境，以至于东西掉在路上都没人拣拾。
第四件事，是加强政府的廉政、高效建设，四面八方的旅客来到鲁国的城邑，要办什么事不必向有关部门求情送礼，有关政府部门必须对他们给予热情接待，不得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的情况，确保服务质量的“零投诉”
，直到客人满意归去。
我们说，孔子实在了不得，这些事现在做起来都难啊。
可是他做到了。
《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个孔子办案的故事：孔子当大司寇时，有一天来了一对打官司的父子，父亲控告儿子不孝，儿子又诉父亲不慈。
孔子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呢？他不判谁对谁错，而是命令把这爷俩全关起来，关在一间牢房里。
关起来之后，孔子似乎把这件事忘了，一天不问，两天不问，就是不审理他们。
下属办案人员说：这事怎么处置啊？总得先审一审，看看原告被告谁对谁错，拿个处理意见。
孔子笑笑说：“不用管他们。”
就这样一直关了三个月。
最后老人提出撤诉，不告儿子了。
儿子呢？也表示以后会善待父亲。
父子俩尽释前嫌，和和睦睦回家了。
从此以后父慈子孝，连口角也没发生过。
当政者季桓子对这件事提出批评，他以为孔子这么做是背离了以孝治民的道路。
明明是那个做儿子的不孝顺父亲，父亲告他儿子是正当的。
可你却不分是非曲直，把两个人全关了，让人家自己解决。
以后有不孝之子，当老子的就只有忍气吞声了？孔子说：“上失之，下杀之，岂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颂，杀不辜也。”
意思很明白，为政的人首先要做好表率，不教而诛是万万不可以的，更不能滥用刑罚。
孔子还有一个观点：这对父子讼于公堂，不只是他们中谁的错，而是我们这些当官的没有把他们教育好。
搞法律的，不要动不动就是处罚，像这父子二人，让他们两个好好反思，用情理来化解矛盾，不也很好吗？其中的效果，是使用刑罚得不到的。
我们说孔子这个理念很超前，早在两千多年前，他就想到了用情感因素去解决法律问题，这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我们试想一想，如果他当时把那个不孝的儿子打一顿板子再关上几个月的班房，他表面上伏了，但会积郁更大的怨恨，这矛盾看起来化解了，实际上却隐伏着更大的矛盾。
而采取自我反思的方式化解，效果就不一样了。
当然这是指民事个案而言。
如果您认为孔子当官只能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大错特错了。
孔子为政的才能是表现在多方面的，值得一提的“大手笔，”
就有“夹谷会盟”
和“堕三都”
事件。
我们先简单说说“夹谷会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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