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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迦兰位于印度东北角，临近缅甸，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战略中心之一。
另外，在一部古印度的星相学著作《毗梨诃本案》（VrihatSamhita）中，频繁地提到中国和中国人，并将其与古婆罗多之地的其他地域相提并论，例如，“假如在阿萨答（Asadha）月（6~7月）有一次月食……那在犍陀罗（Gandhara）、克什米尔、希腊和中国就有灾难”
，“如果在湿罗筏那（Sravana）月（7~8月）发生月食，那么在克什米尔、希腊、中国、湿罗筏那、俱卢之野、犍陀罗和中央省就有灾难”
，“当土星在摩伽（magha——星座），那么Balhika、中国和犍陀罗将卷进麻烦”
，“当土星移到Visakha星座附近，Trigarta、中国和Kuluta的朱砂、紫胶和庄稼就会歉收”
，“太阳是下列国家——阿萨姆（Prggjyotisa）、中国和甘蒲——的统治者”
。
[309]三星堆古蜀正是一个崇拜太阳轮的国度。
而按照韦陀诸经本身的说法，《摩诃婆罗多》的史事发生于5000~6000年之前，正好相当于华夏的伏羲、黄帝时代。
三星堆青铜雕像群所透露的人种信息也支持了三星堆为韦陀文明的推测。
从形制分析，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中除开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西南夷形象外，还有一种高鼻深目的人的形象。
它们所代表的族类，显然既不是古代川西平原土著居民，也不是中原古代民族。
如将其与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中发现的人头骨鉴定结果相对照，可知成都指挥街发现的普遍为长颅型，上面低矮，鼻型扁宽，齿槽突颌较明显，与华南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接近。
而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则是菱形挺直的鼻梁，高鼻尖，显然与成都指挥街的古代居民不同。
从人种的体质特征来看，他们明显属于雅利安人种。
从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出土的一具人头石雕像，其面部特征与三星堆铜雕像群的面部特征极为相似，都是长眉入鬓、巨目如莲花花瓣、高鼻梁、唇线曲而长。
雅利安人种、海贝所代表的海洋文明，象牙所代表的热带丛林文化、城市文明、灵知文化和信仰，这种种南亚文明因素集结，在同一时期当中如此大量而集中地出现在古蜀内陆文明之中，使古蜀文明闪耀出奇异的光彩。
古蜀文明中的大量的南亚文明因素，早已超出了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的范畴，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早在夏商以前，古蜀王国便是史前雅利安文明圈的一个重要成员，三星堆文明的本质是韦陀文明，并且，反过来，三星堆韦陀文明再现世间，也证实了韦陀文明母体和韦陀灵知体系早在5000~6000年前就已存在于远古婆罗多之地（BharataVarsa，指古印度），绝非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的舶来品。
另一方面，假如把三星堆文明定位成《摩诃婆罗多》时代的史前韦陀雅利安文明，那么三星堆文明与其周边文明、中原文明的关系就豁然明朗了。
从考古文化学的角度上看，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殷墟文化（商文化）甚至先周文化有密切联系，并且隐含着更多的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
很有可能，作为史前韦陀雅利安文明主要输入口的三星堆文明对其周边文明和中原文明的影响、辐射，才是破解华夏文明起源之谜的关键。
当然，也要考虑到欧亚草原刹帝利型文化的影响，比如二里头文化就出现了早期北方系青铜兵器：战斧和环首刀，殷商的青铜马车无疑也来自北方的游战民族。
但是，三星堆文化却更像是印度河婆罗门型高等级文明突然而直接的强力植入（很可能有雅利安王族和祭司集团的进入），而且其时间恰好是印度河文明的衰落期和夏的崛起期（大约公元前1900年）。
从三星堆文明的规模和发达程度来看，作为崛起于东方的史前超级神都，它是印度河雅利安文明正脉的直接延续和全新起点，从此，源自遂古之初的雅利安文明圣火在印度河谷渐渐熄灭，又将在东亚大陆再创辉煌，这一次，它的名字叫作“夏”
。
总之，从世界性角度对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再认知，或许不但是解开华夏文明起源之谜的钥匙，也是勘察印度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重大线索。
古蜀，不但是古蜀的古蜀，也是中国的古蜀，更是世界的古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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