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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舍是四种姓中对经营获利阶层的统称，其实不光指从事经商贸易的商贾，也包括经营土地垦殖的地主。
实际上，华夏第一个统一王朝——商——就是商人和商业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朝代。
商朝时期，农业、酿酒业、养蚕业、畜牧业、冶炼业、制陶业、纺织业、营造业、玉石加工业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手工业的分工化及专门化表明相当一部分产品是为了交换，纯属商品生产范畴。
商统治者不再迁都，城市固定发展下来。
现在发掘出来的殷墟，不但城市面积大（至少10平方华里），且有诸多手工作坊，还有交易场所“市”
，殷金文里也有“市”
字出现。
贝作为货币被广泛使用，盘庚称贝玉是“好货”
“宝货”
，并且常用来对臣下赏赐。
据考古发掘，不但贵族墓中有大量的贝随葬，就是平民也不乏贝随葬。
安阳晚商一座王室墓葬中，出土六千余枚贝。
可能是海贝不足，所以还出现了骨贝与铜贝。
特别是铜贝的出现，标志着至少在商晚期，中国已有了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
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商贾的记载，如“多贾”
（泛称，许多商贾）、“某贾”
（某为地名）、“贾某”
（某为人名），等等。
商的先祖王亥，据说发明了牛车，驾着它往来做生意。
史载殷人重贾之说，可谓真实不虚。
吠舍文化倾向实用和功利，但也注重伦理道德，既有保守内敛的一面（作为土地经营者），也有积极开拓的一面（作为经商贸易者），对世界和人生习惯保持一种中庸适度的柔韧态度，所以既不像刹帝利文化强霸好斗、穷奢极欲，也不像婆罗门文化有可能过度强调出世超越，以致失去文明的建构力和创造力。
这或许是为何华夏文明能绵延5000余年，历经劫难而始终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
历时3000余年的南北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繁荣，同样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吠舍文化的产物。
它使中国在历史上成了东西方财富和资源的吸收者和分配者，成了“世界之胃”
。
但与此同时，吠舍文化的弊端也经常表现出来，比如重聚敛、贵功利、柔弱圆滑、贪图俗世享乐、缺少创新能力和超越情怀，等等。
是北方草原游战民族带来了刹帝利文化，为中原农耕文明输入了尚武、血性、开拓、创造、统治的精神和能力，实用理性结合乃造就了华夏帝国的成型、不断扩大和强盛。
但在这两股势力背后，却是婆罗门型雅利安文明所传承积淀的伦理、灵知体系在净化、支撑、提升着华夏的道德世界和精神维度，并在实用理性走向极端所造成的华夏帝国周期性轮回中，保存、修复亘古相传的文明基因，从而再造礼乐文明。
不过，在这三种文化中，吠舍文化仍居上风，所以华夏帝国虽然一君独大，却并不曾像西亚、波斯、罗马帝王一样以征服好战为尚，反而大多以守成防御为主；另一方面，华夏虽重礼乐，由于超越出世精神较弱，却并不强调对俗世的否弃和向神灵世界的超升，致使信仰和智慧容易成为获取现世利益的工具和通道，从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最终引发全民腐败的不治之症。
此时，只有首陀罗（农民）的起义和新兴游战民族的再次入侵，才能以大放血或大换血的方式重新净化社会肌体，再次激活文明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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