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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个概念与中国文化里“夷夏之辨”
的观念非常接近。
中国最早的“诸夏”
是指周所建立的诸封国，其地在黄河下游东部和黄河中游南岸，即所谓中原，包括齐、鲁、卫、曹、郑、宋等，后来又有黄河中游北岸之国家也就是晋的加入，此时南方的楚、吴、越，西方的秦都不是诸夏的成员，而楚更自称“蛮夷”
，雄心勃勃地要统一中国。
后来楚加入诸夏，再后来，吴、越等南方国家也加入。
战国秦孝公后，秦人加入诸夏团体，自此，中国大一统天下的雏形确立了。
夷夏之辨源于春秋公羊学。
在公羊家看来，区分“夷狄”
与“诸夏”
的标准在于是否接受先王礼义文教的教化。
不接受先王礼义文教教化的群落是“夷狄”
，接受先王礼义文教教化的群落谓之“诸夏”
。
孔子作《春秋》，进一步将仁义道德作为夷夏之辨的最根本标准，“夷狄”
有德可进而为“诸夏”
，“诸夏”
失德则退而为“夷狄”
，完全超越了种族的局限。
这种文明价值观造就了华夏文化的扩张和统一，如钱穆先生评论：“其大势为文化先进诸国家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国家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国家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逐次扩大。”
[88]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是不断生长的弹性存在。
黄帝、炎帝是西戎或东夷，商源于东夷，周源于西戎与夏之结合，隋唐皇家血统以鲜卑为主。
大抵是先占据中原的族群与后继不断进入中原的周边族群（匈奴、突厥、鲜卑、羌、藏、契丹、女真、蒙古、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国人，其多族混合的结果就是现代所命名的汉族。
总之，古代中国或有生活方式与礼教之分，却无种族与民族之分。
但是，“雅利安”
概念似乎比“夷夏之辨”
更具有开放精神和超越精神，因为“诸夏”
概念仍然囿于地域范围，虽然可以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地域范围；而“雅利安”
概念自身就超越了任何躯体、地域、种族的限制，它仅仅与文明理念和文化价值观相关。
这种高级的文化理念使得雅利安文化得以渗透到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广大地区，在所谓的史前时代，与其他地区的异质文化融合交流，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元文明。
然而或许也正因为这种理念过于超越，造成雅利安世界体系缺乏稳定的地理—种族构架，在与各个区域文明进行融合的过程中，很快失去原有的地理—种族特色，以致无法辨认其最初的表现形态。
尽管“雅利安”
概念具有文化上的超越义，但据现代基因学的研究，雅利安文明以及雅利安人的主体是操印-欧语的印欧人，通过基因分析看，狭义的印欧人应该指以基因单倍群R为核心的人群。
R基因人群出现的时间大约在2.68万年前，其发源地可能是中亚或南亚，后来分为东支R1a和西支R1b。
西支进入欧洲直至英伦三岛，东支主要分布于印度和伊朗，同时广泛渗透于整个亚欧草原，直至西伯利亚平原地区，甚至还进入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并与以上区域的其他基因人群进行了充分的融合。
中国检测出的R1a基因大多与印度板块的雅利安人联系更为密切。
著名的俄罗斯古代阿凡那谢沃文化（公元前3500—前2500年）和安德罗诺沃文化（公元前2300—前1000年）的人群也属于R1a单倍群，前者对中国东北的新石器文化和甘肃的齐家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参考苏三《新文明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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