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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排除印度河谷人通过苏尔图盖与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发生交流的可能，或者印度河谷人出现在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的可能。
叶舒宪先生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发表《草原玉石之路与红玛瑙珠的传播中国（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境内，与草原玉石之路伴随而来的是来自南亚和中亚地区早期文明的红玛瑙珠的自西向东传播。
最近，在新疆和河西走廊西段发现的红玛瑙珠表明，距今约三四千年的四坝文化先民发挥着向河西走廊以东乃至中原地区输送红玛瑙的“二传手”
作用。
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发挥着“三传手”
的作用。
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红玛瑙珠从印度河谷地区传播到新疆整整耗费了三千年时光，而从新疆到燕山以北的传播仅仅用了三四百年时间。
再经过塞外史前文化的中介，红玛瑙珠最后辗转输入商周文明。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通过史前最早的世界性海洋贸易体系，印度河谷文明或原始韦陀文明（Proto-VedicCivilization）影响所及，向西越过中亚、西亚，沿着波斯湾、北非海岸直到地中海，向东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直至长江流域的诸多地区。
并且，与埃及和西亚相比，印度河谷文明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很少发现武器和屠杀、奴役的痕迹；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几乎不存在极富和极穷的分化现象；有一套以手工饰物（诸如手镯、项链）标示阶层和身份的礼制体系。
总之，这是一个以祭司和圣王（Rajarshi）为中心，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王制、灵知的远古高级文明。
国际学界一度认可莫蒂默·惠勒的观点：印度河谷文明是由于雅利安人的东侵而灭亡的。
惠勒的观点依据是在摩亨佐·达罗遗址最上层发现有格斗而死的人体骨架遗迹，以及韦陀诗歌中赞美因陀罗摧毁城堡的句子。
但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如果据马克思·缪勒所说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最早约为公元前15世纪，印度河文明衰亡却在公元前18—17世纪，时间上完全不符合。
同时，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层的人体骨架遗迹，亦不能成为证据。
关于雅利安文明的起源，这或许是世界历史里最纠结的地方。
两百多年来，许多杰出的学者试图追寻雅利安文明的发源地，但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却迄今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自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提出的雅利安人入侵说，一直占据着学术界的主导地位。
但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印度本土学术的自觉和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方面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的出现，雅利安文明的南亚本土起源说也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并获得了印度本土文化圈的广泛支持。
跟中国一样，印度史前史研究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摆脱西方学术模式，走出疑古思潮的新时代。
近二十年来，印度考古学家大多认为：印度河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印-欧语系的发源地。
不过，这个说法所伴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被剔除：雅利安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种族，印度河文明也不属于某个国家，它属于史前超级文明圈，属于全世界。
从考古发掘来看，印度河文明是一个开放的融合型文明，其中生活着多个种族，既有白种人，也有黄种人和黑种人。
由于中国学者对古印度历史、文化了解甚少，尤其是印度史前史研究的新动向、新思路，这方面的资料国内全无译介，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只能单方面信从西方学界所盲目坚持的源于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入侵说。
其实，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内部，这两派对立的学说也在不断争论、补充当中，至今尚无定论。
牛津大学于2001年出版爱德温·布赖特（EdwinBryant）著《探索韦陀文化起源——论印度-雅利安移民》（Questfiure——theIndratioe）一书，汇集了两派学说代表人物的主要论文，可说是对19世纪以来两派论争的一个总结。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支持本土起源说的印度学者里，B.B.拉尔（B.B.Lal）作为当今印度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现的彩绘灰陶是印度现代考古学的里程碑，他将其定位在了《摩诃婆罗多》的年代，并断定印度河文明代表了韦陀雅利安文明。
拉尔凭借已有的考古学证据推断，带有城垣防御工事的哈拉帕古城就是梨俱韦陀中的“城”
（Purs），城中居民有远洋船队，从事海上贸易。
雅利安人并非游牧或农耕部落，如一般人所构想的，他们是产业主，住在规划完备的城市里。
他们有组织相当严密的政治机构，掌握了驯马的技术，还举行种种祭祀，喀利邦岗发现的祭坛便是明证。
此外，他把《梨俱韦陀》的时间追溯到了公元前4000年。
关于印-欧语言及其文化发源地，在对较早的各派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后，拉尔指出，如果按照这些理论，几乎欧洲的每个部分都成了发源地：斯堪的纳维亚、芬兰、俄罗斯西南部、德国、立陶宛，等等，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被排除在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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