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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出于一种对神明形象的敬畏心理，但却使得表现方式显得过于抽象，很容易被误解为单纯的动物或图腾崇拜，从而形成了一个长期的神话学研究领域的误区。
事实上，图像纹饰上某些易于忽略的细节或标识，往往具有标志性的作用，使灵知象征符号与其他更单纯的纹饰区分开来。
内蒙古敖汉旗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尊及纹饰展开图（左）；河姆渡文化陶钵上的“猪拖北斗”
图（右）
例如冯时先生破译的两例以猪为题材的灵知美术作品，一件是内蒙古敖汉旗小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尊，上面由鸟、猪、鹿图案组成的纹饰，经考古天文学的研究，居然是公元前5000—前4000年的二分日天象星图！
其中的猪纹象征北斗，鸟纹象征张宿，鹿纹象征危宿。
另一件是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第四文化层出土的长方形夹炭黑陶钵。
陶钵圆角，平底，呈倒梯形斗魁形状，外壁两侧各绘刻一猪，形象逼真。
这种做法以前通常被认为是河姆渡先民驯养家畜的反映或是原始图腾崇拜，但猪的中心标示出的一颗圆形星饰，以及陶钵的斗魁形状显示这是一件灵知美术作品：猪和猪身上背负的星纹一起组成了“猪拖北斗”
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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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鹰猪合一玉雕，如果鹰的胸前没有雕刻九宫璇玑图，就很难断定这是一件灵知美术品。
大汶口文化尖底陶器及陶器上的日鸟符号（左上、右上）；大汶口陶背壶上的“扶桑鸟王”
符号（左下）与金文“重”
字（右下）相差无几
这几个灵知象征符号解读案例也说明了源于史前韦陀灵知体系，以猪为象征的北斗崇拜以及以鹰为象征的太一崇拜，在中国史前时代所具有的时空广度。
远在6000—7000年前，一北一南、一西一东，都出现了意义相同的灵知象征符号，这应该足以证明一个跨地区超级史前文化圈的存在了。
《山海经》专家喻权中先生将句芒的踪迹追寻到了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
在著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一字，它在两个遗址的三件器物上重复出现，表示它已经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了，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已有学者指出，此符号取象一载日之火鸟落于扶桑之上。
扶桑者，榑木也，而据《尚书大传·鸿范》：“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
高踞于“榑木”
之上的，正是鸟王“句芒”
。
喻权中先生进一步认为：在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另一件陶背壶上出现的用朱彩绘制的图像便是句芒的名“重”
的图像文字，它与金文“重”
字相差无几。
而金文“重”
从人、从东，犹言“东方之人”
，也就是“东方之神”
。
[260]丁山先生以为：
句芒，当然是东方大神。
句芒的造象特征是“鸟身，素服，玄纯”
。
假定将“素服”
的服字通假为腹，那末它就成为了黑身白肚子的鸟，活像玄鸟燕子了。
诗商颂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商祖玄鸟，固可确定为句芒的化身，即《礼记·月令》所谓“仲春，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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