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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认为道教的灵魂不死说源出于西方的宗教，他猜测这种古老的西方宗教可能就是除儒家以外百家的根源。
他（《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又说“道术将为天下裂”
，然则百家（对儒而言）本是从一个共同的道分裂出来的，这个未分裂以前的“道”
是什么？莫非就是所谓古道教吧！
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中国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与那儒家所从导源的东方宗教比起来，这宗教实在超卓多了，伟大多了，美丽多了，姑无论他的后裔是如何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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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两位先生的说法，所谓“古老的西方宗教”
，具体来讲应该就是史前雅利安韦陀灵知。
若是，则古之齐学楚风，不但濡染于《韦陀》，且渊源于《韦陀》。
楚文化里的天竺遗风
古代印度对先秦中国文化的影响，从20世纪初就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
1918年，新郑出土了一件具有楚文化特征的莲鹤青铜方壶，造型奇特，艺术风格迥异。
郭沫若对这件青铜器作出了独到的解释：
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与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
乃于壶盖之周围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例。
而于莲瓣中央复立一清劲俊逸之白鹤，项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啄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
莲鹤青铜方壶
更进，以莲花为艺术活动之动机，且于莲花之中置以人物者，此乃印度艺术中所习见之图案。
盖赤道地方之莲，硕大无朋，其叶若花，每可乘人载物也。
此壶盖，取材于莲花，复于莲心中立一白鹤，与印度艺术之机杼颇相近似。
中国自来无此图案，自来无此大莲，谓作者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然必有相当之自然条件以为前提。
中国之小莲，与此夸张之着想不相应。
余恐于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故中原艺术家即受其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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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莲花在韦陀文化中一向是吉祥美丽、纯洁超脱的象征，郭氏以为莲鹤青铜方壶受印度艺术之影响，确有见地。
随后的研究和发现表明，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而且其范围广泛而深刻。
在楚辞里，“芙蓉”
“夫渠”
满目可见。
而这只清劲俊逸的青铜鹤，与后来在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驭龙”
帛画里那只昂首站立于升天龙舟之上的仙鹤，也似乎出于同一机杼。
郭氏所说的“时代精神”
，应该与楚国的巫文化不无相关。
著名的历史学家、神话学家丁山先生在其遗作《古代神话与民族》中对当时的各家之说作了简略的叙述：
是说也，近世东西学者犹疑其未尽。
如德儒孔拉第著《战国时中国所受印度之影响》，证明庄子吐纳之术，出于印度《瑜伽师》禅定说，鲲鹏之化亦为《大战书》（MahaBharata）所传金翼鸟（Supanra）故事之变相。
又谓，邹衍所谓五德终始与印度四大五谛相应；大九州说与印度四大部洲尤相符；而其说最值吾人注意者，则自屈原《天问》中更寻出若干传自印度之故事，如月中有兔，鳌戴山抃，虬负熊游之类。
日人藤田丰八著《中国史乘所传二三神话考》，对于《天问》故事渊源印度说，推阐证发，所获尤多。
滕田氏又著《中国石刻由来》，谓昭公十五年《左传》所称“阙巩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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