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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认为道教的灵魂不死说源出于西方的宗教,他猜测这种古老的西方宗教可能就是除儒家以外百家的根源。
他(《庄子·天下》篇的作者)又说“道术将为天下裂”
,然则百家(对儒而言)本是从一个共同的道分裂出来的,这个未分裂以前的“道”
是什么?莫非就是所谓古道教吧!
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中国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与那儒家所从导源的东方宗教比起来,这宗教实在超卓多了,伟大多了,美丽多了,姑无论他的后裔是如何没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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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两位先生的说法,所谓“古老的西方宗教”
,具体来讲应该就是史前雅利安韦陀灵知。
若是,则古之齐学楚风,不但濡染于《韦陀》,且渊源于《韦陀》。
楚文化里的天竺遗风
古代印度对先秦中国文化的影响,从20世纪初就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注意。
1918年,新郑出土了一件具有楚文化特征的莲鹤青铜方壶,造型奇特,艺术风格迥异。
郭沫若对这件青铜器作出了独到的解释:
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与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
乃于壶盖之周围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例。
而于莲瓣中央复立一清劲俊逸之白鹤,项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啄作欲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
莲鹤青铜方壶
更进,以莲花为艺术活动之动机,且于莲花之中置以人物者,此乃印度艺术中所习见之图案。
盖赤道地方之莲,硕大无朋,其叶若花,每可乘人载物也。
此壶盖,取材于莲花,复于莲心中立一白鹤,与印度艺术之机杼颇相近似。
中国自来无此图案,自来无此大莲,谓作者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然必有相当之自然条件以为前提。
中国之小莲,与此夸张之着想不相应。
余恐于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故中原艺术家即受其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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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莲花在韦陀文化中一向是吉祥美丽、纯洁超脱的象征,郭氏以为莲鹤青铜方壶受印度艺术之影响,确有见地。
随后的研究和发现表明,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而且其范围广泛而深刻。
在楚辞里,“芙蓉”
“夫渠”
满目可见。
而这只清劲俊逸的青铜鹤,与后来在1973年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驭龙”
帛画里那只昂首站立于升天龙舟之上的仙鹤,也似乎出于同一机杼。
郭氏所说的“时代精神”
,应该与楚国的巫文化不无相关。
著名的历史学家、神话学家丁山先生在其遗作《古代神话与民族》中对当时的各家之说作了简略的叙述:
是说也,近世东西学者犹疑其未尽。
如德儒孔拉第著《战国时中国所受印度之影响》,证明庄子吐纳之术,出于印度《瑜伽师》禅定说,鲲鹏之化亦为《大战书》(MahaBharata)所传金翼鸟(Supanra)故事之变相。
又谓,邹衍所谓五德终始与印度四大五谛相应;大九州说与印度四大部洲尤相符;而其说最值吾人注意者,则自屈原《天问》中更寻出若干传自印度之故事,如月中有兔,鳌戴山抃,虬负熊游之类。
日人藤田丰八著《中国史乘所传二三神话考》,对于《天问》故事渊源印度说,推阐证发,所获尤多。
滕田氏又著《中国石刻由来》,谓昭公十五年《左传》所称“阙巩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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