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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这种能量的各种“变形”
，而操控各种能量的能力则来自瑜伽。
因此，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个史前超级文化母体或“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
，既不是“天外来客”
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海底“亚特兰蒂斯”
的创造，而是史前时代就曾经遍布全球的“雅利安文明圈”
的一部分。
其核心意识形态源自于史前全球文明基因韦陀灵知，而且迄今为止还封存在浩如烟海的韦陀诸经中。
作为原始文明基因，经数万年的复制和变异，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产生了形态各异但又一脉相承的文化连续体，其中包括印度河谷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中东文明、玛雅文明和公元前两三千年前出现的中国青铜文明。
一方面，从母体分离的子文化各自独立发展，创造了诸多独特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各子文化之间的文明元素、文化符号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使得源流的辨识变得非常困难。
“连续性文明”
的灵知基因结构更强调人与神在质上的同一性、能量（Shakti）的“变形”
，以及由之而来的诸神、自然、人、社会的和谐——非人格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可以说，这种文明更接近于韦陀灵知结构中内在于宇宙的“梵”
及“超灵”
层面。
而“突破性文明”
更强调神与人之间永远无法抹平的差异，物质能量对灵魂的异在性和虚幻性，个体灵魂只有摆脱肉体、自然、社会的束缚和囚禁，才能获得拯救，回到灵魂的故乡——超越于物质世界的神性王国。
这种文明的终极目标专注于韦陀灵知结构中的“薄伽梵”
或至尊人格神、至高神圣者的层面。
希伯来文明中的诺斯替派应该是这种变异的极端表现。
杜维明先生在《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一文中提出了“存有的连续”
（uityofbeing），作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和哲学上的重要基调，并将它与西方文明的“上帝创造万物”
的信仰进行比较：
瓦石、草木、鸟兽、生民和鬼神这一系列的存有形态的关系如何，这是本体学上的重大课题。
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
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
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
的信仰，把“存有界”
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绝然不同。
美国学者牟复礼指出，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
，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
这个提法虽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一些争议，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价值。
其实产生这种差别的深层原因，就在于灵知基因的变异。
原始全球灵知基因蕴含了非人格化的“能量”
（Shakti）即“存有的连续”
和人格化上帝及其超越性世界两种特征。
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在韦陀灵知的不二论中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融合。
就像《薄伽梵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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