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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梵歌》对“圣王”
推崇备至，将“圣王”
归于接受最高灵知的理想继承人：“这至高无上的科学就这样通过师徒传习传授下来，那些圣王也是以这种方式接受这门科学的。
然而，时光流逝，传习中断，这门科学的本来面目仿佛已被湮没。”
E.J.厄威克认为《理想国》是柏拉图思想的完整体系，并认为柏拉图和印度圣者“从事完全相同的探索，受同样信仰的激励，受同样想象力的吸引”
。
他证明印度和希腊思想不仅相似，而且用来表达思想的词语也类似：
（柏拉图的）概念、论点和结论在多数场合与印度教经典里的相同，表达它们的语言也常常极其相似；他的几个隐喻是那些更古老作品里使用的隐喻的重复；被他赋予半专门术语用途的心理和伦理词汇可能是对梵语里相应的专门术语的杰出翻译。
[123]
在远古的中国，这类人被称为“天子”
“哲王”
，处于掌握乾坤枢纽的至上地位。
他们既是政统，也是道统的合法继承人。
《尚书》里提到“畏天明命，下及小民，惟行其德、执其敬”
的“先哲王”
，“睿哲文明，温恭允塞”
的帝舜，都是指连接天道与人道的圣王。
徐梵澄——近代少有的贯通中、西、梵学的学者——亦曾断言老子所谓的“圣人”
“侯王”
与“古希腊哲学言圣王同”
。
[124]
事实上，学者们也注意到，古代东西方在思想、信仰及社会组织方面的一致性远远大于其差异性。
诚如李宗侗所说：“东西两方古代的信仰相同，思想略似，因而发生相类的组织。”
[125]
根据古郎士在《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史》中对远古东西方皆存在的灵知型社会的研究，与中国东周时代相对应的古希腊罗马，其前哲学的时代皆以宗教为本，他写道：
上古宗教先建家庭，然后建城邦，它先制定私法及演司政府，然后制定民法及邦政府。
国家与宗教密切有关，国家出自宗教，与之合而为一。
如此，最初的邦，政治制度皆是宗教制度，佳节即祭祀典礼，法律即神性祝语，王及官员即教士……[126]
而在中国，以对天神祭祀的独占和国家祭祀体系的建制为特色的远古国家宗教，显示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与通神手段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社会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城邦源始于家庭，而家庭的组成本于主仆、夫妇、父子三伦。”
这与古代中国的纲常理论如出一辙。
韦陀的《摩奴法典》（ManuSamhita）说：“女人童年时从父，少年时从夫，夫死从子。
无子则从其夫之最近亲属，妇人不能自己做主。”
这种基于纲常理论的对妇女的要求，古代印度、希腊及中国都极为相近。
犹如古希腊前哲学时代“一以宗教为本”
，春秋以前的中国社会也体现出强烈的灵知型社会特征。
意大利汉学家安东尼奥·阿马萨里在深入研究殷商甲骨刻辞以后，认为中国的远古宗教及建立在此宗教基础上的远古社会与《旧约》时代颇为相似。
他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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