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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古学者研究，两地的铜牌饰之间有着某种递次衍化的关系[301]。
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文化联系，近年已经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注意。
他们列举了两地出土的陶盉、高柄豆、玉璋、玉戈、玉圭等器物在形制上的很多相似之处，因而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少线索可循的内在联系。
此外，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跟三星堆文化一样的隆背具齿的海贝，主要被用作贵族墓中的随葬品。
二里头考古负责人许宏认为，海贝属暖水种，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且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现象。
同时，从考古材料上看，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部腹地为最早。
史前时代的黄河上游青海马家窑文化、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以及与二里头同时分布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都发现有海贝。
在此后的商周时代，海贝又曾被用来作为原始货币而广泛地使用，汉以后才逐渐淡出社会生活。
（参考《最早的中国》）
关于夏与巴蜀的关系，除了禹生于川西，古籍传说中还遗留下一些其他的记载。
主要有三：一是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封其支庶于蜀的故事，而禹被认为是黄帝的玄孙（载《史记》《华阳国志》）。
二是夏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
且听讼于巴人（载《山海经·海内南经》）。
三是夏桀娶岷山二女，成汤放桀或夏的遗民于南巢（载《尚书·汤誓》）。
夏启之臣能司神、听讼于巴，可见夏与蜀应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法律体系。
蜀与夏有共同的祖先，夏后多娶蜀女，而夏亡后，遗民被流放于蜀地。
种种迹象显示，蜀或许就是夏的祖宗龙兴之地，而三星堆古蜀王国乃是夏文明的子宫。
近年新出土的地下文献资料，也证实了这种推测。
2004年重庆云阳旧县坪出土一块东汉熹平二年景云碑，碑文说大禹后代，夏后氏少康之子帝杼遵循大禹石纽、汶川之会的遗则，所谓“述禹石纽、汶川之会”
，甲帐龟车，巡狩巴蜀。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隆背具齿海贝
近来学者对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之文化近亲关系逐渐已有认识，比如有的认为：“夏与蜀既是文化同源，又各自独立发展，在发展中不断交往交流”
，或者认为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也有的认为：“蜀与夏的确可能是文化同源的南北两大支族。”
学者谭继和撰《禹文化西兴东渐简论》，进一步认为，禹治水始于岷山，扩及九州，提出夏文化初起于西蜀，而兴盛于河洛的看法，并概括为“夏禹文化西兴东渐”
之说。
从作为人王的禹来看，他出生于蜀地，又学于“西王国”
，蜀与夏在文化上应该是传承的关系。
很有可能，古蜀人的一支出川东进，在中原的诸夏部落中获取了支配性地位，因而成为盟长，从此遂被称为夏后氏，并将古蜀文化的主要元素带到了中原，随后又通过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使其得到了发扬光大。
段渝教授断言：
从众多史籍关于禹生石纽的一致记载来看，只有把禹的出生地放在四川西北的岷江上游，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惟因如此，禹生石纽的传说才可能在古蜀之地长期保留下来。
及禹长后，东进中原，开创夏王朝，随禹东进的羌人也就转化为夏王朝的主体部族。
[302]
当宗周初叶，即公元前11世纪之末，周公立政，尝称“陟禹之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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