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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压倒一切的气势主宰了中国历史、政治、思想格局，如徐复观所论：“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
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之时，便立刻被此一机器轧死。
一切人民，只能围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架机器轧死。
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核心，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构造起来的。
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
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
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出正确的理解。”
按照岑仲勉先生的观点，当时有大批波斯拜火教徒聚居在陕甘和湖南两地，他们把波斯的典章制度和各种技术带入秦国，导致秦始皇借鉴了许多波斯帝国的制度，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驰道、人工水渠、宦官和皇家陵墓建制，这些早在秦始皇称帝前三百年，就已经由波斯帝国实现了。
秦始皇从当时的拜火教移民那里获得了资讯和灵感，据此建构了一个大一统的超级帝国。
西亚君主向来喜欢以神王自诩，始皇自称“皇帝”
，应该也是受当时西亚文化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秦国、秦制之崛起，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来自西域的印伊青铜雅利安新文明的输入，而这种新文明无疑是一种经过基因变异和退化的崇尚富强和王权的刹帝利文明，即张光直先生所说的“断裂性文明”
。
然而，历史证明，对权力和暴力的滥用，只会加速文明的腐败和解体。
近来对出土简帛本《老子》的研究表明，老子与孔子，或说与以“六经”
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亲和关系甚至融摄关系。
这种关系揭示出两家水火不容，却可能具有共同的文化根源。
丁四新在《简本〈老子〉考及其与帛书本、通行本的比较》一文中指出：
……这主要表现道之道德与儒之仁义，在老子那儿是并存贯通的，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中道德是根本，仁义则是道德的内涵之一。
这种关系的消解或崩溃，即仁义成为道家强烈批评的儒家伦理说教之一，大概是在战国中期开始，到孟庄的时代这种批判已经发展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了，《庄子》一书就成为时代精神的鲜明见证。
……据我个人阅读《庄子》的体会，庄子之所以要激烈地批判儒家的仁义学说，实是因为在当时或此前有一些儒者把仁义观念抬到了学问思想的顶点，出现了“擢德塞性”
“毁道德以为仁义”
的偏激观念，而在此儒道分野的关节点上，庄子自然是站在道家的立场来批判儒家过激地宣扬仁义思想的，因为是在以道德统摄仁义，还是以仁义充塞道德二者上，其学派立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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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学说，其实并不反对“仁义”
。
通行本《老子》中一些激烈的反儒言论，在简书里并不曾出现。
例如通行本的“绝仁弃义”
，简书原本是“绝伪弃诈”
，通行本的“绝圣弃智”
，简书原本是“绝智弃卞（通辩）”
。
老子的本义是用道德统摄仁义，即用天道统摄人文，用灵知统摄伦理，用天的维度统摄人的维度，保持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史前灵知结构，因此显示出圆融超妙的特色。
而失去超越性灵知维度的儒家，在历史的演变中，却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实用主义伦理色彩，并逐渐与法家互补，呈现出“阳儒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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