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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27年。
据此可以作出大致推测：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时，古蜀人的足迹及丝绸就已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
而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书中就已发现“赛利斯”
（Seres）一词，意为丝绸，也指丝国。
杨宪益先生考证“赛利斯”
就是古代的蜀国。
由此可见，古蜀国的丝绸已在古希腊、古罗马出现。
段渝先生提出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南方丝绸之路”
早在商代已初步开通的说法很有意义。
《华阳国志》中关于“蜀王控制南中”
的记载和云南、四川等地出土的仅西亚地区才生产的宝石，云南出土的大量带有蜀文化风格、造型的青铜器和三星堆无数来自印度洋的贝壳，越南冯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三星堆式样的玉璋，越南铜荳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三星堆式样的有领铜环都加强了这一说法的可信性。
尤其是云南的古滇文化显示出明显的印度特征。
例如晋宁石寨山所发掘的古墓中，发现了原产于印度的蚀花红玉髓珠，印度河谷的昌胡达罗就有生产此类石珠的工厂。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众多精美的男性**雕刻，也与印度的“林伽”
崇拜关系密切。
事实上，根据我们对三星堆文明时间要素的考察，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
开通的时间应该更早，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乃至更早。
吴红先生对这条千年古道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三星堆文明与当时世界诸文明交往的国际商贸通道总长计2万余华里：东段由广汉三星堆出发，到北缅甸约3000华里；中段由北缅甸经印度、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长7000余华里；西段由阿富汗经伊朗，近东诸国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长约1万华里……继之经以色列和约旦，西行抵达尼罗河三角洲、爱琴海和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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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漫长的远古文明通道上，一方面是丝绸的输出和贸易，另一方面，也持续着文化、文明的交流。
雅利安文明作为一种更成熟、更高级、更精致的史前全球文明，在南部沿蜀—身毒古道留下了传播的足迹。
由于三星堆数以千计的用于献祭的象牙就是通过这条古道输入的，不妨将这条古道称为“象牙之路”
，以突出它在传播韦陀灵知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
如果从史前雅利安文明圈这个更大的角度去看雅利安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发现，雅利安文明圈在中国的延展，除南部与东南亚、南亚连接的“象牙之路”
之外，还有一条西北的连接中、西亚的“青铜之路”
。
青铜之路：夏就是雅利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先生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一文中指出，以商周为代表的东亚青铜文化并非独立起源，而是由西亚传入：
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
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
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
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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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华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青铜之路”
的路线图：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
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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