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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诸神长大后却阴谋反叛，第二代神埃阿（水和智慧之神）以咒语使阿普苏沉沉睡去，进而将他的咒具、头冠摘走，将他头上的光环移向自身，随后埃阿绑起阿普苏，杀害了他。
埃阿于是重新开始安排宇宙空间。
他在阿普苏的身躯上建起了众神之殿。
就在这个神殿里，埃阿之子——第三代神马尔都克——诞生了。
在四目四眼、口喷火焰的马尔都克率领下，诸神与母神提阿马特展开了大战。
最后，马尔都克无情地击杀撕裂了提阿马特，并以其身躯造成天空与大地。
于是马尔都克安置群星，并规定了天体运行的秩序，安排山川、大河，创造了伟大的巴比伦城。
马尔都克由此也就成了征服混沌、开天辟地的新神。
神明的嬗代竟然全凭暴力，而天地亦从弑亲的血污中开辟，这与韦陀神话的灵知意趣迥然不侔。
在韦陀神话里，诸神的嬗代是主神自身的流衍生化。
《梨俱韦陀》也有原人（补鲁莎，Purusha）以其身躯变化为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的说法，但却是原人甘愿以自身为牺牲、为献祭，从而让诸神完成创世大业，其中蕴含了深刻的玄理和救世情怀。
如果说主神与其后裔间确有争斗杀戮的话，应该是发生在主神与天魔（asura，阿修罗）之间，而不是主神与天神（deva）之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亚神话中所谓神，其实相当于韦陀神话里的魔。
西亚文明，或许是神魔颠倒的产物。
证之于古波斯《阿维斯特》，虽然波斯人向来自称雅利安人，并且此经与《韦陀》在语言和体裁上极为近似，甚至可以用语音的对应关系将阿维斯特语逐词逐句地转换成早期梵语，但经中的许多韦陀天神却多被冠以天魔（Asura）的称号，比如韦陀之天神因陀罗，在《阿维斯特》里相当于天魔安德拉（Andra）。
再比如，苏美尔人虽然信神祭祀，却不相信灵魂和永恒神界的存在，似乎信神祭祀的目的全在于现世的功利果报。
极有可能，西亚文明是韦陀文明的一种变异形式，其中发生了灵知基因的转变和断裂。
如果说韦陀文明是以陶玉时代婆罗门文化为主导的连续型礼乐文明，那么西亚文明就是以刹帝利文化为主导的断裂型王霸文明，它开启了崇尚奢侈、享乐、争斗、征服、掠夺和占有的青铜时代。
随着大型皇家神庙和大型皇家祭祀建筑的出现，祭司必然沦为王室的附庸和神道设教的统治工具。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浮雕和雕塑充分显示出帝王建筑和城市庙宇的气派庄严。
然而，在南亚，雕塑里出现统治者形象却并不常见。
例如孔雀王朝最有权力的统治者、次大陆的第一位帝王——阿育王，在印度各地建立起一百五十多个巨大的石柱，上面雕刻着国王颁布的新法令。
但是，伴随铭文而出的，并无一个单独的国王雕像或肖像。
韦陀典提出的四大人生目标：法（Dharma）、利（Artha）、欲乐（Kama）、解脱（Moksha），似乎也为印度河的统治者所遵循并成为他们的治国纲领。
他们并不通过扩大军事力量和对外征战，而是靠控制经济、促进贸易来增长城市的财富和影响力。
印度河宗教象征物的长期稳定性表明，宗教秩序和合乎正法的行为对城市和广大地理区域内的融合统一起到了广泛而持久的重要作用。
印度河统治者没有用高耸的纪念物来炫耀自己的权力，也没有对战争或被征服的敌人加以渲染和描绘。
印度河流域的史前领袖们运用政治技巧和宗教信仰，创造出了由不同社会阶级和职业组成的城市社会。
工匠和农夫，管理者和商人，宗教领袖和政权统治者，所有的人都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起来，一起住在有围墙的城市内，并按规定好的地区关系划区而居。
大型建筑物以及权贵的宫室，不在城市的一个单独区域内，而是分散在附近不同的山上，这跟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那里的宫殿和庙宇明显地标示出城市管理和宗教的中心。
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墓葬实例不同，在印度河墓葬中未曾发现丰富奢华的个人随葬品。
印度河的统治者似乎选择了让他们的财富在生者中循环，而不是同死者一起被埋葬。
斯基泰三神器
在伊朗系游牧民中，以黑海北方地区作为根据地的斯基泰人曾与古希腊人交往甚密。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旷世之作《历史》中记载了有关斯基泰民族起源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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