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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征税员，不管此人的能力与品格如何，他都将承担起征收军役赋税的职责；征税员的个人品格将直接影响当年缴税人名单的确定。
借助名单，我们就能了解到征税员是否胆怯，是否懦弱，以及是否违背过法律。
他将如何妥善完成这项任务？他需要摸索前行；毕竟自己的邻居有多少财产，每种财产所占的比例，谁都说不清楚。
不过，征税员在做出判断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要对这个职位负责，将自己的人身财产全都押在上面。
一般说来，他必须将两年中的一年都花在拜访各个缴税人的工作上。
若轮到文盲担任征税员，他们必须找自己的邻居代替自己完成这项工作。”
迭戈曾在更早的时候对另外一个省份的情况做过介绍：“绝大多数征税人都会因这个职位陷入绝望，最终宣告破产；乡下那些富户接二连三地变穷的原因，就在于此。”
但这个不走运的人却往往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好手；他牺牲自己，也牺牲别人，一人兼二职。
他在担任征税员期间，搞到自己破产之余，也让别人跟着破产。
“他内心的正义感跟下面几种念头激烈交锋：对自己亲朋好友与邻人的优待，对自己仇敌的憎恨与报复，对自己保护者的需要，生怕那些为自己分配任务的富人会被惹怒。”
这话同样出自贝里省的议会，说得真不错。
征税员总是会在恐慌的驱使下变得冷酷；在某些教区中，征税员若不想工作停滞，必须有催收员和执行官协助行动。
有一名总督在1764年的时候给大臣写了一封信：“缴税人拒绝向征税员缴税，除非征税员带执行官一块儿过去。”
杰耶那省的议会也宣称：“维勒弗朗什这一个财政区域内就有106名拘役传达官和执行官助手终日疲于奔命。”
法国农民在18世纪极盛阶段曾为逃避这种残暴的征税，做出了跟中世纪犹太人类似的举动：整天装出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但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假象；他为自己的财富感到恐惧，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我曾在距离杰耶那不到一百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份文字资料，其中给出了明证。
麦恩农协会曾在1761年的报告中说，为了奖励表现出众的人，他们曾准备了一些牲口作为奖品。
农协会这样写道：“因为卑鄙的妒意会给得奖的人带来危险，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们会被强行摊派很多税务，这会让他们感到烦恼不堪，所以这个计划最终夭折了。”
这种缴税制度促使所有缴税人去窥探自己的邻居，一旦发现邻居的财富增多，就跑去跟征税员说，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这导致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妒意与恨意，不断去揭露别人的秘密。
这样的事情，不是只在印度的贵族领地上才会出现吗？
可当时法国也有一些地区的税务负担一点儿都不沉重，比如一些三级会议的省份。
这些省份享有自主征税的权力。
以朗戈科特为例，军役赋税不会随着缴税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动，因为其征税的唯一依据就是土地；该省因此制定了土地明细簿以供翻查，明细簿内容详实，将土地按照肥沃程度分为三个等级，每隔30年就会对这些记录进行重新修订。
自己应该缴纳的税额，所有缴税人事先都一清二楚。
一个人若是拒绝缴税，那么要为此负责的只有他自己，将负责对象说得更准确一点儿，就是他的土地。
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在税额分配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那么无论何时，他都有权提出要求，将自己和任一教区内任一居民的税额比例做对比。
我们现在称之为均等比例诉讼。
很明显，这些做法跟如今实施的那套制度完全吻合；我们只是对那时候的制度进行了推广，没有做出任何改善；虽然我们的国家管理制度是从旧制度时期的政府那里直接继承过来的，但那个政府的其他特征，我们并没有继承，这一点需要注意。
我们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不是从那个政府那里借鉴来的，而是从省议会那里借鉴来的。
我们将产品丢弃了，只留下了机器。
农民的普遍贫困催生了很多谚语，对摆脱贫困相当不利。
在自己的政治遗言中，黎西留曾写下这样一句话：“让富裕起来的人遵守规章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18世纪的民众不会有这么偏激的认知，可他们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要想预防懒惰，只能借助贫穷这唯一的一种手段，要不是生计所逼，农民们断然不会工作。
这样的理论跟人们偶尔当着我的面谈及殖民地黑人奴隶时发表的理论完全一致。
在统治阶层中间，这个理论流传得相当广泛，经济学家们被逼无奈，只能站出来进行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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