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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将贵族彻底打倒、连根拔除，而非将其用法律束缚起来，这一点永远值得叹惋。
此举将国家体制中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割除了，将一道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口留在了自由身上。
这个阶级引领时代潮流数百年，期间一直发挥着自身不容置疑的伟大品格，如果将国家比作一副身躯的话，他们便是其中最强大的组成部分，他们内心充满傲气，有种与生俱来的自信心，对特殊待遇习以为常。
他们自身强大之余，还给别的阶级作出了很好的榜样，刺激他们也变得强大起来。
贵族被彻底铲除之后，他们的仇敌也衰弱下去。
他们原先的位子，是其他任何事物都取代不了的；他们也断然不会死而复生；就算将贵族的头衔和财产归还他们，也不能叫他们从内心深处恢复原先的状态。
从那以后，教士在处理俗事时总是表现得非常顺从，哪个君主掌权，他们就臣服于哪个君主，他们从君主那里得到一点点好处，就会说一大堆奉承话作为报答；他们原本是国内各组织中最独立的一个，拥有特别的自由权，别人因此对他们敬重有加。
其他省份的自治权已经丧失，城市中的自治权也所剩无几。
贵族不能组织十人聚会，针对任何事务发表各自的看法，除非他们得到国王的批准。
到了最后的时刻，法国的教会还没取消定期会议。
教会内部，权力处处受限，而它又不能冲破这样的限制。
这会保护底层教士不受其上司虐待，并保护他们不受主教胁迫，被逼对国王臣服。
对于教会这种古老的体制，我不想随意做出任何评判；我唯一想说的是，教士的内心被教会保护得很好，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奴役。
另外，教士之中有不少人都带有贵族血统，贵族身上那份骄傲与不羁也被他们带到了教会中。
并且他们全都是拥有很多特权的上层阶级。
这样的封建特权严重破坏了教会的威严，却让教士们的独立精神得以保全，没有被社会政权污染。
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将公民应有的思想、需求、情感和热忱赐予了教士。
我曾耐着性子，将过去省三级会议留下的大多数报告和辩论读了一遍，尤其是朗戈科特省的相关资料，因为相较于其他省的教士，该省的教士在公共管理的细节方面参与更多；我还曾怀揣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耐心阅读了1779年和1787年的省三级会议记录，结果发现那些主教以及修道院的院长——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品格高洁，知识渊博——写了关于修路或是修运河的报告，从专业角度阐述了修建这些工程的原因，从科技的多个角度讨论了提高农产品的数量、保障民众福利、促进工业繁荣的最好方法是什么，相较于那些俗世中的专业人士，他们的水准要么与之相当，要么比之还要高。
我的观念跟那种在社会上相当盛行，且地位不容置疑的观念截然相反，在我看来，将天主教教士的土地所有权全部剥夺，将他们的收入全都改成俸禄的形式，这样做会让民众丧失很多自由，唯一能从这种做法中获益的只有罗马教廷和君王。
某个人将自己人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对外界某种权威的服从上，并且此人无法在自己所在的国家成家立室。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除了土地所有权，几乎没有法子能将这个人牢牢地固定在他所在的土地上。
一旦这个纽带被切断，他便无所归依了。
他生活在这个他在机缘巧合下诞生的世俗之地，他在这里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基本找不到任何与自己有直接利益关联的东西。
教皇是他在精神方面仅有的依靠，君王则是他在物质方面仅有的依靠。
他只有一个祖国，那就是教会。
他在所有政治事件发生时都只关心一件事：对教会而言，什么是有好处的，什么是有害处的。
教会发展得好他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其他的，他根本不在乎。
他从来不关心政治：一个优秀的教士放到社会上，只会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
他们共同构成的组织，不光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指导，还为成年人的道德行为提供指导，可由于他们本身具有这种感情和思想，最终导致全体民众在处理公众问题时都表现得懦弱无能。
要想准确了解由民众的地位变化导致的精神方面的革命，一定要把教士这个等级在1789年写的请愿书重新读上一遍。
在请愿书中，教士们总是表露出小气的一面，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对过去拥有的特权表现出偏执的眷恋；可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对专制政权充满了敌对情绪，在这方面，他们跟第三等级和贵族没什么区别，他们支持民众享有自由权，他们对政治自由满怀热忱，他们宣称每个公民的自由都应受到保障，这要依靠人权保护法之类的司法程序，而非依靠单纯的承诺。
他们还要求毁掉国家监狱，将特别法庭与调案废止，公开所有法庭辩论，每个公民都有机会被录用为法官，录用依据只有个人才能这一项，不能罢免任何一个法官；所有需要服兵役的人都不能逃避，在向民众征兵时，要尽量避免让民众觉得受辱、受强迫；他们宣称，出现于封建时期的领主权是自由的对立面，现在要将其赎回；将内地的关税废止，不要让劳动自由权受到半点儿约束；兴办私学：他们的意见是，每个教区都要设立一所学校，教育学生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乡下各地都要设立像扶贫社和慈善工厂之类的慈善机构；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刺激农业发展。
说到真正的政见，他们表明了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为坚定的政治态度：公民拥有的权利包括召开议会，制定法律法规，还有对国家征税自由表达意见，这些权利不能被剥夺，也不能转让给其他人。
在他们看来，要让某个法国人缴税，必须先经由其本人或是代表投票决定。
另外，教士还要求，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由民主选举出来的三级会议；三级会议要对所有重要的事务进行商讨，这一过程必须向民众公开；三级会议务必要制定普遍法，所有特例或是特权都不能与其相违背；财政预算的决定权由三级会议掌控，连王室都要受制于三级会议，臣子们要对三级会议负责到底，三级会议的所有代表都不容侵犯。
他们还要求各个省份也都设立三级会议，另外，每座城市都要成立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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