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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实绝不是这个样子。
不同的权力，以及不同的形式，都紧紧地依附在中央周围。
当我们从城市向乡村走的时候，随处可以碰到这种情况。
与领主不同，中世纪的很多乡村，曾经组建过一些集体。
这种集体，有自己的一定财产，并且其产权是属于自己的。
它的首领，也是由它自己选举产生的。
此外，通过民主的方式，它进行着自我管理。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种集体，它也被领主所利用、监督和统治。
像这样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者曾经有过这类法律的国家或者地区内都可以找到。
在英国，像这样的情况，也十分普遍。
而在德国，只要读过弗里德里希法典，你就会明白，此类情况在60年之前也十分流行。
而在18世纪的法国，像这样残留的痕迹，也是有的。
许多美国农村村社的特点，在我偶然查阅一份资料的时候被发现。
那是一个总督管理区的档案。
我想要了解旧制度下的教区状况。
然而，在那些备受奴役，且经济条件极端贫困的地区，这些特点的发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
过去，我一直认为，这些特点只有新世界才有的。
并且，对于它们的存在，我始终感到很震惊。
其实，新旧两种制度，都没有设立代议制，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市政府。
在整个社区的领导下，官员们分别对各个教区进行管理。
而全体会议，两者都会时不时地举行，在这种会议上，全体居民共同选举城市的官员。
对于重大的事务，也是由他们一起解决。
总之，两者的各个方面都很相似，就像一个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在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新旧两种制度，有着相同的起源，虽然两者的命运迥然不同。
对于中世纪的农村教区来说，由于它们没有封建制度，实行自主管理，因而在新英格兰地区，它们就变成了镇区。
而在法国，由于它们摆脱了领主的管辖，紧紧地受控于中央政权，因而出现以下状况。
18世纪，每一个省份，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不同教区的官员，就数量和名称来说，也是不同的。
当一个地方的生活变得日益停滞时，官员的数量也是不断减少的。
而当这一地方上的生活变得活跃时，官员的数量就不断增加。
关于这一点，只要查阅一下古老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大部分的教区官员，分为两大类——理事和征税员。
在各种场合，他们已经不是社区的代表，而沦为国家的工具。
他们的产生通常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实实在在的选举，要么看起来让人觉得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在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下，理事代表他们处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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