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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到村庄里的基金是用来帮助附近的救济所的，而救济所在这个时候的资产也变得跟创始人的初衷相违背了，不用说，他们是不会同意这样的。
1780年有一道命令，让这些部门卖掉各个时期人们在遗嘱中赠送——以他们可以终身使用为前提——的资产，允许他们把钱财上交给国家，而国家则要付给年金。
听说这是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先人们没有利用起来的馈赠。
人们已经忘了，教会人们损害在世之人的私人利益的最佳办法，就是对过世的人的意愿没有一点儿顾忌。
后来的所有政府都赶不上旧体制的政府对那些过世的人的轻视，最为重要的是旧政府对此毫不在意。
而相比起来，英国人却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来帮助每一个公民，帮助他实现死前的最后愿望，这让英国人表现得对过世的人比对在世的人更加尊重。
征集制度、强制食品售卖和限定最高价格，这些全部都是原有体制中政府所施行过的一些政策。
我发现在闹饥荒的时候，政府官员会事先把农民对市场提供的食物价格确定下来，而农民们害怕受到制约，于是就不去市场，而官员们就下令强制他们去，不然的话就会罚款。
不过最为严重的教育，还是刑事法庭在牵涉到民众的时候所凭借的那些条条框框。
贫民们在防范有钱或者有权的人的伤害的时候，比人们想的要有保障得多。
不过在贫民和国家产生交集的时候，就像我在别的地方说的一样，他们不得不去寻求特别法院、带有主观判断的法官、草率而又虚伪的诉讼过程以及不能够上诉的徒有其表的判决书。
“特派骑兵队队长和副官对粮食缺乏时有可能发生的动乱和集体**进行了解，命他们对诉讼事件进行稳妥的处理，审判就是不可以上诉也没有赦免的最终审判，国王陛下不允许任何法院对这些案件进行干涉。”
在整个18世纪时期，这项内阁会议的决定都产生了效用。
在骑兵队的记录里面可以看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趁夜间对怀疑的村子进行围捕，在天亮之前闯到居民的家中，什么凭据都不要就可以逮捕特定的村民。
这样被逮捕的人通常都是长时间被关押而没有审问，而敕令却要求所有的被告人都要在24小时以内接受审问。
这项条令既不规范，也没有人遵守，这跟我们现在没什么两样。
这个亲切稳定的政府每天都这样给民众传授知识，传授民众那种最适合革命时期、最应该用于专制政权的刑事诉讼法。
它不断地办这样的学校，旧的体制总是给下面的阶级提供这样危险的教育。
在这方面，迭戈也一直在效仿他的前辈。
1775年，他在谷物方面施行的新法律引起了高级法院的抗拒和农民们的动乱，在国王的授权之下，他颁布了命令，取消了法院审理的权力，并且把动乱的人都送到了治理重罪的法庭。
命令中说道：“重罪法庭的作用主要是压制下面的叛乱，对案件进行快速的处置，给其他人以警示。”
而且那些离开了本堂教区的农民当中没有本区神父和行会理事颁发的证明的人，都应该被通缉和追捕，就像流浪者那样接受审判，既没有权力上诉，也没有权力得到赦免。
在18世纪，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刑罚虽然表面上很恐怖，不过差不多都不怎么残酷。
与其让人遭受痛苦，不如让人去害怕，或者可以这样说，人们因为惯性和麻木而蛮横粗暴，因为气质而亲切。
不过对这种快速审判的偏好只能不断增加。
程度越轻的刑罚，越是让人忘却刑罚告知的形式。
轻微的惩罚遮掩了诉讼程序的可怕。
我手中有证据，所以我才敢这么说，革命政府所采用的很多诉讼程序，都可以在君主专制制度在最后两百年里对下层阶级所采用的政策里找到模板和范例。
旧的体制为大革命展示了很多的模式，大革命只不过是把它特有的残暴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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