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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世袭领地和平民拥有的土地之间的差异性从17世纪就被废止了，两个阶级因此迅速融合。
14世纪，要得到领地只需缴纳很少的封建税即可，而且每缴纳完一次，要隔很久才会缴纳下一次；可到了18世纪，封建社会灭亡前夕，每隔20年就要再交一次这种税，缴纳的税额相当于平民阶层一年的收入总和。
要是父亲死了，这项税就由他的儿子继续缴。
图尔农协会曾于1761年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这项税务会给农业技术的发展带来无尽的阻力。
国王向自己的子民征收的所有税务中，最叫人愤怒、最叫人感到无法接受的就是这项在乡下征缴的税，这一点毋庸置疑。”
有个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人说：“一开始，每个人一生只需缴纳一次这种税，但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成了一项严苛至极的征税。”
就算是贵族都想废除这项征税，因为它阻碍了平民来向他们购买土地；然而，它却因为国库存在的各种需求延续至今，缴税金额只有增加，绝无减少。
有人认为，是中世纪造就了工业行会的所有弊病，这种观点大错特错。
种种事实证明，一开始，行会前辈与理事会不过是为了联络业内成员而存在的，而且他们是为了在帮助工人的同时，不让他们的势力过度膨胀，才在业内设立了这样一个自治的小型机构。
即便是路易九世，好像也不会订立更高的目标。
16世纪伊始，文艺复兴到达鼎盛时期，民众终于想到，要把劳动视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以供国王出卖。
各个等级的组织到这时终于演变成了自我封闭的小型贵族，形成了垄断的特权，这严重阻碍了技术的发展，我们的先人对这件事反感至极。
这一弊病虽然不是亨利三世的首创，但使其得以顺利发展的罪魁祸首却是他。
这种弊病被根除，是路易十六在位时才发生的事。
行会理事会制度的弊端，自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在位期间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而且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这些弊端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社会舆论将它们彻底揭露了出来。
新的行业丧失自由，旧的行业却获取了更多特权，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出现。
众人口中的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无疑是弊端增长最迅速的时期。
原因就是，这段时期国家对财富的需求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国家不想依靠民众解决这一问题的信念之坚定也达到了相同的程度。
1775年，莱特洛内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创立工业集团，兜售特权许可证，设立各种各样的新职位，并迫使各个集团出钱来买，国家的这些举动全都是为了挣钱。
国家于1673年下达命令，各集团要想获得批准证书，必须付出金钱。
至于那些独立的手工业者，一定要加入集团。
这一命令将亨利三世订立的那些原则会招致的恶劣后果全都引了出来，但国家却靠着这种龌龊的手段赚了30万里弗尔。”
这番话说得真好。
人们为了帮国库赚钱，而非为了什么政治目的，把城市体制搞得一片混乱，这个过程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国家需要金钱，但又不想问三级会议要，在这种情况下，卖官制度就被催生了出来，世间竟有这种事。
三百年间，第三等级的虚荣心因为这种理财观念指导下的卖官制度长盛不衰，做官成了他们仅有的念想。
做官的欲望被灌输进了每个平民心底，此后出现的革命以及奴役，全都建立在这样的欲望之上。
国家财政状况越是糟糕，就有越多的新官职出现，买下这些新官职，就会获得免除税务或享受特权的回报；如此增加的新官职并非是为了满足行政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财务需求，正因为这样，这些多得几乎令人咋舌的新官职根本一点儿实用性都没有，有些甚至会危害国家。
科尔贝尔从1664年开始做调查，结果发现人们把将近5亿里弗尔都花在了买官这种旁门左道上。
据说，黎西留废弃的官职多达10万个，但很快这些官职便改头换面，重新出现在了公众面前。
人们为了谋取钱财，不再对自己下属的官员实施领导、掌控，或是向他们下达必须执行的命令。
就这样，国家行政机器被建立起来，它这样冗杂，运转不灵，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最终，国家只能让这架机器按照某种方式做徒劳的运转，与此同时，又另外设立一架政府机器，这架机器要简单一些，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用来办一些实事，那些官员表面看来都在为办这些事忙碌，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办成。
这些机构真令人厌恶，人们若能对其发表各自的看法，那用不了20年，它们肯定都已经垮台了。
要是当年恰好又召开了一次三级会议，民众将自己的建议或是抱怨全都说了出来，只怕就不会有后来这些机构了。
最近几百年间，三级会议只召开了寥寥数次，但每次会议都对这些机构提出了很多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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