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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牢固的社会每天都在公共自由之下不断轻轻震颤着，每天人们都在被警告，这个社会可能会被摧毁，一定要警醒。
但在18世纪，这个即将堕入无底洞的法国社会，根本就没有将被摧毁的警示。
我仔细地看了这份上疏，那是在1789年的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由三个阶级草拟的，这里我说的三个阶级，就是指贵族阶级、教士阶级和第三阶级。
我把我所看到的都记录了下来，人们在这里要求变革法律，在那里要求变革传统。
就在我持续着把这些繁重的工作完成，把每一个具体的要求聚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这些要求合在一起就是要在同一时间推翻现阶段施行的一切法律和传统。
我马上就明白过来，这其实就是一场从未有过的规模宏大而危险性极高的革命。
那些在第二天就会为此而殒身的人们对这些根本就毫不知情，他们认为单单凭靠理性的力量，就能对这个混乱而腐朽的社会，悄无声息地进行一场突然而完整的革命。
一群可怜的人！
他们居然忘记了四百年前的那句箴言，那句由他们的祖辈用最简单而最有力量的法语讲述的箴言：要求过分的独立和自由，也就是在自寻过分的压迫。
在很长的时间里，公众生活都没有把贵族和资产阶级纳入其中，这两个阶级所显露出来的那种独有的经验欠缺并不让人奇怪，真正让人奇怪的是那些处理国家政务的人，像那些大臣、行政官、总督，在这方面根本就没有丝毫预见性。
在对待自己的工作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可以说是非常能干的，对于政府的所有细微之处他们都能了解。
但是当触及治理国家这门学科的时候，他们就变得跟普通的大众一样无知，而正是这门学科让人们知道怎么去洞悉社会最基本的运作，以及怎么去预见公众的思想倾向和可能带来的后果。
其实能把治理国家的方法完整教给政治家的，只有自由的政治制度。
在1775年迭戈上交给国王的上疏中，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明白。
他跟国王建议进行民主的国民选举，每一年都用六周的时间召开一个以国王为中心的代议制议会，不过不把任何实际的权力交给议会。
议会只能讨论行政问题，但是不会对政府形成干涉，只能提供理论上的帮助，不能施加压力，意思也就是，只有议论法律的权力，没有确立法律的权力。
迭戈说：“这样一来，国王的权力就可以充分得以发挥而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而底层的舆论也会消弭，不会产生什么风险，因为就算那些议会闹情绪，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它们也没有权力抗衡国王要采取的行动。
那样陛下就可以一直将这个国家统治下去。”
没有人会轻视某个政策的能量和迭戈所处的那个时期的精神。
说真的，每次都是当革命快要终结的时候，迭戈所建议的措施才能被人们自愿地实施，其真谛就是不把真正的自由赋予他们，而只让他们看到自由的身影。
在这方面，奥古斯都曾经成功地进行了试验。
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对长时间的讨论感到厌倦时，只要能让他们得到安稳，他们就会自愿地去相信谎言。
从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一些没有名望的或者没有单独意志的人，给他们工资让他们作为议会的成员在民众面前表演一下，民众们就不会再有不满。
这种事情多了去了。
不过如果在革命的开始阶段这样做的话，那是注定会失败的，那样不但无法消弭民众的不满，反而会使民众更加愤怒。
在自由的国度当中，即使身份最低微的公民也了解这些，而身为行政官的迭戈却完全不知道。
法兰西人民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是很缺乏经验的，他们厌恶身处的那种社会体制，但是又没有力量去进行改变，而他们同时又是这个世上文学素养最高、最推崇智慧的人，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文人们是怎么变成了法国的一股政治上的势力，并在最后成为了最主要的势力。
英国的那些钻研治理国家的理论的文人，跟实际治理国家的人是合为一体的，某些人把崭新的理论付诸实践，而其他的人则根据现实情况来矫正和稳固那些理论。
但是再看看法国，政治领域中好像总是被切割成互不融合而没有交流的两个范围。
一个范围中的人在治理国家，另一个范围的人则在确立抽象的基础，让所有的政府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范围中的人在进行具体而琐碎的事情的实施，另一个范围的人则在倡导通用的规则，而从来不去想怎么实践；一个范围的人在统治具体事务，另一个范围的人在统治思想理论。
现实中的社会体制依然是守旧、无序和不合理的，法律还是那么乱七八糟、自相冲突，社会等级还是那么的明显，人们所承担的义务依然不同，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没有变化。
人们慢慢构建出一个虚幻的社会漂浮于现实社会之上，在那个社会里，所有的事物都那么简单、有序、和谐，所有的事物都完全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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