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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会议曾经不止一次指明,所有社会弊端皆源自国王滥用权力,胡乱征税,就像15世纪出现的那句强大的话语,国王偷走了“用民众的血汗造福自身的权利,没有征得三个等级的同意,也没有与他们商量”
。
在关注自身权利的同时,三级会议还热情呼吁民众尊重各个省份和城市享有的权利,他们的努力大部分都没有白费。
历届三级会议中都能听到由心而发的呼吁之声,反对这种不公平的负担。
三级会议曾要求废止行会理事会制度,并且要求了不止一次两次;卖官制持续膨胀,三级会议对其展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猛烈抨击。
他们曾说:“卖官可耻,卖官之人出卖的不仅是官职,还有正义。”
三级会议在卖官制确定后,继续对胡乱增设官职展开批判。
那些冗杂的官位根本一点儿用处都没有,那些特权更是暗藏危机,他们对此提出反抗,奈何一点儿作用都起不到。
这一整套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跟三级会议对抗;其诞生是要在法国人民面前掩饰国家税务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为了促成三级会议的召开。
最昏庸的国王采用过这样的手段,最圣明的国王也是一样,这一点需要注意。
路易十二最终确定了卖官制;亨利四世在位时又开始售卖官位世袭权:那些将这一制度推而广之的人,他们自身的美德全都淹没在了制度本身的罪恶中!
政府将自身的绝大多数职能都转移到了最高法院,这样一来,三级会议便没法行使自己的监督权了。
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司法权力混乱,社会秩序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为了弥补保障的缺失,务必要佯装给出一些新保障;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在不那么残暴的专制政权面前,法国人往往会选择忍耐,不过,直接与专制政权面对面,他们又万万不肯,于是虚设某种障碍物,挡在专制政权前头是非常明智的,尽管这样做并不能真正阻挡专制政权,但最低限度可以稍微起到粉饰作用。
国家一心只想向人民要钱,不让人民讨还自由权,这只会让社会各阶级越来越分崩离析。
尽管各阶段拥有共同的敌人,但在抗敌的过程中,他们直到最后一刻也无法接近彼此,或是达成一致意见。
正因为这样,政府在各个阶段只需应对势单力薄的几个人就行了。
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期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君王,他们之中有些人很有思想,有些人很有才华,绝大多数都有勇有谋,可他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试图改变社会各阶级处于相同附属地位这一情况,努力拉近各阶级间的距离,使其连为一个整体。
这话说得并不准确:曾经有个国王产生过这样的念头,并为此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居然是路易十六。
上帝想做出怎样的判断,有谁能揣测得出来呢?
旧制度时期,王国诞生的一大罪孽就是阶级四分五裂,此后这变成了王国的借口;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那些有钱、有涵养的人民无法在政府中和平共处、友爱互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似乎已不大可能再管理好自己,如此一来,一个能把持大局的人进入其中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
在一封呈给国王的机密报告中,迭戈写下了这样一番悲伤的言论:“国内各等级之间的关联并不紧密,各等级的民众也都只顾着一己私利,彼此间的联系很少,但他们却共同构成了这个社会,即国民。
所谓的共同利益,在这里一点儿都看不到。
各村庄和各城市间的关联很少,它们隶属的行政区域间的关联也是一样。
它们在建设完成那些对自身而言不得不建的公共工程后,依然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
这场争斗无穷无尽,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妄想和谋算,您只能亲自上阵或是委托您的代理人对各项事务作出定夺。
无论是为公众利益服务,还是为尊重别人的权利,又或是为行使自身的权利,民众都要按您将要发出的特别指示行事。”
同属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几百年间变成了路人甚或敌人,要让他们靠近彼此,同时引导他们同心协力将他们的共同事务处理好,绝非易事。
相较于让他们恢复昔日的友好关系,促使他们分崩离析更加困难。
有个叫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早已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让旧制度时期的法国走向四分五裂的各阶级,在60年前穿越维持多年的各种各样的阻碍,重新来到彼此面前,他们最先接触到的是自己的伤口,要不是为了跟对方决一死战,他们根本不会再碰面。
这些人现在都已经死了,但他们的妒意与恨意却留存至今。
[1]法国17世纪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曾于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担任宰相和枢机主教。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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