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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页）。
在这里，这场圣战的世俗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起因和实质被掩盖了，它的宗教含义则被大大夸大了，似乎这仅仅是一场信教者和不信者之间一方为捍卫信仰、另一方要清除信仰的斗争。
但平心而论，中国的统治者本身不信教，也就并不认真地看待老百姓的信仰，这与西方那些对每个人信仰什么、如何信仰耿耿于怀的君王是不同的。
他们往往把天堂留给人民，自己只要求现世的“江山”
。
然而，一旦清朝统治者感到宗教（更正确地说，教徒们）危及他们的江山，他们镇压起来则是比那些信教的君王们更肆无忌惮、更令人发指，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稍微手软。
但从实质上看，这种镇压并不是以“灭教”
为目的，而只是要灭掉（从肉体上消灭）那些造反的教徒。
所谓“不问教新教旧，只追参与叛乱”
的政策（第94页）倒不一定是清朝统治者的权宜之计，更可能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这丝毫也不减少他们屠杀教民的残酷性，但却可以澄清某种误解。
在此之前，圣战的群众以为“既然公家的意思是灭教，我便向这公家泼了这腔子血”
，因而“逐利的教争，自残的拼杀，迷失的方向，此刻一齐被一道最耀眼的光芒照亮了”
（第48页），以致华林山一役全体战斗到牺牲，“无一人投降”
（第60页）。
而在这条政策颁布后，在底店战斗中就第一次出现了哲合忍耶的投降（第94页）。
这一微妙的差别用张承志的“圣战”
的眼光看是无法解释的。
实际上，如果公家的意图真是要“灭教”
，那么向公家投降就是放弃信仰；如果不是，那么投降表明世俗战争的失败，并不构成对圣教的侮辱。
投降意味着哲合忍耶认可了他们与政府冲突的世俗性质。
当然，他们也并不否认这种世俗冲突还是由信仰引起的，他们作为教徒必然要把一切世俗冲突（包括与花寺派的冲突）都看作有宗教意义的。
但毕竟有个层次问题。
投降并不涉及信仰的根本，因而仍可能是“体面的投降”
。
但投降并没有逃脱政府的屠杀。
中国的不信教的统治者对于真正的异端最关心的是诛灭他们的肉体，而不是心灵。
背信弃义、坑杀俘虏的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这样，只要弱小的穆斯林与强大的清朝统治者公然抗衡，则这种对抗就明显具有殉教和送死的性质，“甚至可以感到整个暴动都不像是军事行为，这是一些人在寻死——从起义刚刚开始，他们就向世界和后世传递了他们的心意：为主道牺牲。”
（第93页）所以怀有信仰的穆斯林在第一次圣战中就已表现出“以失败为目标”
、“只盼一死不愿存活”
的“强大无形的悲观主义”
（第52页）。
生命在他们自己被看得无足轻重。
这里的确表现了穆斯林与中国文化的明显差异。
面对残酷绝望的生存环境，汉人一般说来更倾向于苟活与麻醉自身，通过把自己变成“物”
来逃开自己的灵魂，从奴隶生活中获得快乐自在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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