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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看到上官鲁氏基于对天主教的信仰的崇高伟大的母性，他看到上官金童的绝望中的皈依，他耳边响起了“以马内利”
（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和“哈利路亚”
（意为“赞美上帝”
）的声音（第6期第139页）。
他的小说在这里结束，他再也没有力量去探索“上帝是谁”
的问题。
他只是用自己的小说，给上帝、超验世界或可能世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本体论证明”
：有苦难，所以有上帝；有此岸的罪恶，所以有彼岸的拯救；有现实的无奈，所以有可能的希望。
这一切只是由于必然有一个“我”
在承担、在意识、在质问。
当这个“我”
被纯粹化并从受难中复活，他就是上帝。
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的血泪史凝聚为一个问题：有上帝（或彼岸的可能世界）吗？90年代的精神放逐凝聚为另一个问题：如果有上帝，那么他是谁？这两个问题是互证的：只有相信上帝，才会去问他“是谁”
；只有知道了他是谁，才会去相信上帝。
“相信”
需要勇；知道“是谁”
则需要智。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既缺乏勇，也缺乏智。
缺乏勇，是因为人们过于执着于此岸世界的恩恩怨怨，忠孝节义，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立德立功，保身养命，而不敢对超验的可能世界做全身心的投入；缺乏智，则是因为人们从来不愿意把话说完整，而满足于浑浑噩噩、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难得糊涂。
这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愚蠢的悖论，却不但不引起冷静的反省，反而引以为自豪和光荣，将这些悖论视为神圣和玄奥，而顶礼膜拜，而膝行匍匐，而高卧安枕。
莫言的大功劳，就在于惊醒了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迷梦。
他把寻根文学再往前引申了一小步，立刻揭开了一个骇人的真理：国民内在的灵魂，特别是男人内在的灵魂中，往往都有一个上官金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在渴望着母亲的拥抱和安抚，在向往着不负责任的“自由”
和解脱。
他做到了一个“寻根文学家”
所可能做到的极限，他是第一个敢于自我否定的寻根文学家。
他向当代思想者提出了建立自己精神上的反思机制、真正长大成人、拥有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任务。
但他没有完成、甚至没有着手去完成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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