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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它也是诗，甚至是音乐。
在这部音乐中，每个人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声部，合起来就是一曲悲壮的交响乐，它的基本主题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青春史，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的变奏。
正如胡塞尔现象学通过“自由想象的变更”
而达到对事态的“本质还原”
一样，史铁生通过他的人物各自的内心独白和极富创造性的对话，而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语言和语境。
他证明了胡塞尔所要证明的同一件事：“现实存在对于自然科学是独断地被设定的抽象存在，它被赋予了实存之物的意义却并无严格的根据，而只是一种超验的信念（信仰）；现象学的存在则是一切可想象之物的存在，是一切可能世界的存在，它本身并不实存于时空（虽然它有可能实存于时空，即实现为现实存在），但它比独断的超验存在更‘具体’，是每个人可以直接体验到、直观到的，实际（reell）在手的。
正因此才会有‘理想’的真实、道德‘应当’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有科学的幻想和成年人的童话，才会在有限的个人、甚至有限的动物物种身上体现出无限的价值，才会在瞬间中展示永恒的意义。”
（见拙文《胡塞尔现象学导引》，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6期第69—70页。
）
史铁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进入了现象学语境的作家，因而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意识到“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
这一解释学的语言学原则的作家。
实际上，这条原则离开现象学还原的前提，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它首先要求承认可能世界高于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可能世界的实例，可能世界自身有它永恒的价值。
是梦想，而不是自然天性，造成了现实的人的历史。
如史铁生说的：
在某些时间，某些地点，某些事件和我的某些思绪里，那女孩儿变成N，变成F医生从童年开始就迷恋着的那个女人。
那飘忽不定的悠久的幻影，走过若干年，走过若干人，在经过N的时候停一下，在N的形象和身世中找到了某种和谐，得以延续。
于是，又一种虚无显化成真，编进了N的网结——准确地说应该是，编织进一张网的N结上，从而有了历史。
（第59页）
当然，在史铁生这里，现象学还原的最终结果不是抽象的观念、理念，而是无所不在的情绪，是每个人心灵中隐伏着的永恒的旋律和诗。
哲学与诗的这种直接契合甚至等同，正是现代西方现象学运动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史铁生所创造的文本与萨特的诸多作品（如《恶心》《脏手》等）相比毫不逊色，而且更加具有诗的气质。
而就思想性的丰富度和深度来说，我以为当代一切寻根文学的总和也抵不上一部《务虚笔记》。
但《务虚笔记》的思想性还只体现为一种认真的寻求过程，它虽然通过作品中一个个人物体现出来，但没有一个人真正达到了作品本身的思想高度。
作者有时仿佛是上帝，在悲悯地俯视人间芸芸众生，有时也加入其中，并和这些人物一同陷入迷惘和彷徨。
他在这些人物的命运中、乃至于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出了问题，他知道有个更高的世界在“另一维”
存在，他努力去寻求，同时否定了每次寻求的收获；他创造了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一开始还不是展示出什么，而更多的是否定什么。
他不能同意他的任何一个人物，但他自己还未真正成为一个鲜明、生动的人物。
他尚未自我现身。
真正致力于一种自我现身的新型人格建设的当代作家是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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