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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光罗伯是如此，这是马桥人（也是中国人）通常的说话方式，即“栀子花茉莉花”
的说话方式。
“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
，“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
，“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
（第362页）。
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大体如此，他们总是能对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语言模式愉快地适应，并且出自真心地坚决拥护、举手赞成、欢庆胜利，一点也不感到悖谬。
马仲琪的死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他正是在这种“栀子花茉莉花”
式的糊涂状态中自杀身亡的，因为他一辈子安分守己，从未做过越轨之事，但却洞悉他人一切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
正当他第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也想偷一块肉来改善一下自己那难熬的贫困生活时，却被当众抓获，他是因无脸见人而服毒的。
马桥人对他的评价是：“仲琪是有点贪心，又没怎么贪心；一直思想很进步，就是鬼名堂多一点；从来没有吃过什么亏，只是运气不好……说他偷东西实在冤枉，他不过是没给钱就拖走了屠房里的一块肉；黄藤是他自己吃的，说他自杀根本不符合事实。”
（第362—363页）这正是中国传统圣人道德与低下的物质生活无法相容的表现，也是马桥人无论如何也要将矛盾双方兼收并蓄的善良心地的体现。
实情是，中国人的道德一直是靠一种少年老成的睿智维持着，人们尽量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纯洁无瑕的儿童，以抗拒自己生命的**，压抑自己成长的冲动，在抱怨他人的奸猾无耻时，尽量克制自己忍不住要像他人一样堕落的渴望。
他的一生就在这种美好幻想与严酷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忍受着煎熬。
当他沉溺于幻想中的道德境界时，他也许会感到某种宁静、淡泊和高超，而一旦被现实的生命冲动所战胜，他就完了，他从此无法容身于这个虽崇尚儿童的生命、却处处在压制儿童要长大成人的生命本能的社会。
所以，看上去十分本分的中国人，内心其实一直是不本分的、**的，只要一有机会，一个最老实的人也会突然干出令人吃惊的坏事来。
每个人时刻处于善与恶的交界处，以不善的意念做着善举，并为一切恶事寻求善的理由，只是人们一般不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那内心沸腾的恶总是能在自欺欺人的借口之下遮蔽自己和他人的耳目，直到有一天不得不身败名裂地昭示于天下为止。
韩少功对此提出的问题是：“他该继续他的本分，还是继续他的不本分？”
（第364页）
如果他还在我的面前，如果他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可能会有一时的踌躇。
我很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
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暗暗感到，一种栀子花茉莉花式的恍惚不可阻挡地向我袭来。
（第364页）
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向每一个人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生存问题，一个不可回避、但又无法解答的“活，还是不活”
的问题。
我们只能在罪恶发生时承受一种巨大的历史悲哀。
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而不想像仲琪那样草草了此一生，我们就得承认并直面人性、人心中恶的本源，就得自觉地从孩童式的天真或故作天真中摆脱出来，就得重新发明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不是模糊矛盾，而是突出矛盾，不是安慰人心，而是警策人心、拷问人心，不是把荒诞化为笑话，而是用悖论来折磨人，使人在与自己的撞击中发出痛苦的火花，照亮黑暗的处境，激发人们向更高处超越和攀登。
沾染过西方文明的韩少功，能够看出马桥文化的模糊、混沌、退缩和压抑生命的本质，但由于他本人实际上已浸透了道家精神，他没有力量否定这个文化去创造新的语言，而只有无可奈何地向这一强大的传统势力妥协。
这种妥协具有一种情感上、艺术上的极为真切的感染力，但却缺乏从现实世界中发明可能世界的创造性天才，因而他只能以一种陈旧、古老、模糊不定、发育不良的语言冒充那使人的生存得以明确表达的自由语言，为“言不言”
、“才说一物便不是”
的马桥智慧编写一部落笔即已作废的《马桥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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