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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永璘却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抱怨“阶级路线”
的贯彻使他与母亲成为势不两立，教导他爱领袖就必须“胸中充满仇恨”
，从而导致了他在女人面前的**病（第143页）。
但他没有看到，阶级路线其实给他找到了另一个更伟大的母亲，这就是“群众”
。
**病的病根正是对这另一个母亲的爱恋。
“应该”
之爱（“阶级感情”
等等）其实就植根在他固有的恋母情结之中，因而使他噤若寒蝉、无法反驳，“仅仅用一根手指就推倒了我原始的爱情”
（第143页）。
因此他返回这种恋母倾向丝毫也不能使他从根本上健全起来，而只能使他更进一步地放弃自己、融化自己，取消自己在子宫外的独立存在。
无怪乎“我刨遍了胸膛里每一个角落都发现不了那份要付给你的爱藏在哪里”
（第144页）。
这并不是别的什么人把他的爱清除出去了，而是他自己的恋母倾向使他永远无法建立起成年人的独立的爱情，永远把他推向婴儿和胚胎的境地；并不是“对我多年的批判养成了我时时自我批判的习惯”
（第124页），而恰好是他从小不愿意长大，眷恋母亲的**和子宫，使得他对自己身上任何超出婴儿的改变和发育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才导致了他对外来的批判（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批判他不纯洁）心悦诚服，心领神会，奉为圭臬。
所以，“他之所以那么害怕批判是因为批判者的声音早就在他自己心里叽叽喳喳，那是他不断自我批判的继续”
（第200页）。
恋母转化为眷恋群体，害怕孤独甚于害怕死亡（因为肉体的死亡至少还说明与母亲的某种联系，而对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来说，孤独意味着纯粹的被否定、无）；自我批判、自我取消导致**。
看来唯一能突破恋母情结的就是人类原始本能的性成熟了。
恋母的文化毕竟是非自然的和反自然的。
当年章永璘的**病的治愈并不是由于投身于群体文化之中（如作者可能会认为的），而正是由于暂时游离于群体文化之外，是由于文化的松弛和疏忽使他得以展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能耐（见《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因此，在中国，性能力的健康成长或恢复通常都是通过反文化或钻文化的空子才获得了一席之地。
这种对文化的抗拒使中国人真实的**显得特别“痞”
，它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
的，甚至长期以来是无名的、匿名的。
一个有文化的中国人，倘若他不愿意“堕落”
，不愿意口是心非（“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他就必须自觉地禁绝性快感和**。
有文化的中国人的楷模和样板就是无性人（如“样板戏”
中那些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物）。
然而，有文化的中国人至今还在绵绵不绝，这件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的原则本质上的虚伪性、自相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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