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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仅很多日本人要脱亚入欧，俄国人、土耳其人也这样说，形成整个亚洲一个广泛的潮流。
为什么要脱亚？他们都知道国土搬不走，但脱亚就是急吼吼地要脱农、脱贫、离穷邻居们远点，要成为欧洲式的工业国。
福泽谕吉是著名的启蒙派，相当于中国梁启超、陈独秀这样的领袖级人物，其头像直到去年（2019年）还一直印在一万元日钞的钞票上。
但他又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见领袖，一直鼓吹侵华战争。
他的《文明论概略》大量抄自美国中学生的教材，知识产权其实是有点问题的，但它在中国也有广泛影响。
他认为“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
，认为“支那人”
就是彻头彻尾的野蛮民族，那么最好的前途就是到处插满大和民族的胜利旗帜。
由此可见，文化迭代没毛病，但迭代的进程并非各国同步。
若把一时的差异静止化、绝对化、永恒化，就很可能产生民族歧视和对外战争。
这种“进步主义”
就危险了，就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合法性。
我上了车，你还没上车，那么我打你就是活该。
我是四年级，你还是一年级，那你一年级的给我交保护费就是天经地义，是吧？这种理解，多年来玷污了“进步”
这个字眼。
我翻译过一本书，在座有些中文系的，可能知道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捷克裔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本小说。
我记得小说中间有一段描写，印象特别深。
他是写厕所，说当时的捷克太落后了，当局的治理失败，捷克的厕所就特别让人难受，那个马桶在他的形容之下，只是“一根废水管放大了的终端”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由此他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马桶，也用了比喻，说那种马桶多好啊，“像一朵洁白的的水百合”
。
这比喻很形象，很精彩吧？他这样写，当然是要对比文明的先进和落后。
这话没说错。
谁不愿意坐在“水百合”
一样的抽水马桶上呢？谁不喜欢有一个舒适干净的环境呢？
问题是，西方的厕所一直是这样的吗？或者说，西方的厕所什么时候才变成这样的？据史料记载，作为西方一个标志性的都市，巴黎很繁华，但也是一度出了名的脏乱差，还臭烘烘。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口剧增，排污系统却跟不上，居民们都习惯了随处拉。
因此当局颁布法令，说卢浮宫里画了红十字的地方不能拉，其他地方才能拉，这是一条。
又说从临街楼上窗口往下倒马桶的，要大喊三声在先，让街头行人避让，否则就是违法。
那么有了这三声警告，就是合法的滔滔屎尿天上来，这又是一条。
以至有人说，巴黎的香水产业为什么那么发达？就是因为当时巴黎人要用香水来压住身上的臭味。
可见，那时连巴黎也没有什么盛开的“水百合”
。
西方的厕所文化，只是到后来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
有了工业化，有了上下水系统，有了供电能力和通风设备，有了存水弯管、自控水箱等工业小发明，还加上相应的财政支持，才可能有所谓的厕所文化。
它最早出现在西方，但与西方并无一开始就绑定的关系，至少与工业化以前漫长的西方史没有关系，与数千年的西方没有关系。
同样道理，如果在什么时候，某些西方国家落后了，比如在高铁、5G、移动支付等方面技不如人，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不必上纲上线，用来当作自我文化整体优越的依据。
你不就是会个微信扫码吗，哪有那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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