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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快钱”
资产阶级从反面催生的实业界公约数、劳动者公约数，作为当下最大的两个文明公约数交叠，作为“人民”
的最新定位，正呼之欲出。
知识界需要做的，只是创造“快钱指数”
（或“投机指数”
）一类识别工具，替代“收入线”
“雇佣数”
等旧的量化尺度，尽快把新的人民及其对立面识别出来，区分出来，以实现有效的改良或革命。
可惜很多当事人对此无所意识。
或不知如何言说。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
新概念，将其纳入革命统一战线，据说成了后来国旗上四颗小星之一。
不用说，给那些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者“星”
级待遇，送温暖，讲友谊，说说唐诗宋词，似乎背离马克思主义原教旨，在有些人眼里必是右派行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看的）。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连地主阶级也不打击了，只是提出改良的“减租减息”
，以便与老财们同舟共济联手对外，在有些人看来更是严重的修正主义，跌破了镰刀斧头的原则底线。
其实，在多种矛盾中抓住“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牵牛牵住牛鼻子”
（毛泽东语），正是革命过程中正常的生动活泼与善谋善成，是一切实践者的当家本领。
具体情况得具体分析。
不同情况得有不同言说。
身处一个半殖民地国度（马克思从未待过），当年面对外强资本独霸，泛泛地谈资产阶级无异于浪费时间。
实践者提出“买办阶级”
“买办资产阶级”
就对了，就能牵住牛鼻子，就摸准了脉，能与人们的实际感受豁然贯通。
身处一种专制主义官本位积习甚深的国度（马克思也从未待过），当年面对官僚资本坐大，泛泛地谈资产阶级就不过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
当年实践者捣腾出一个“官僚阶级”
“官僚资产阶级”
也就对了，就找到了最清晰对焦点，找到了最佳突破口，能把更多的积极因素团结起来，把人们更多的日常感觉、切身经历、街谈巷议、知识解读、群体情绪都调动起来，凝聚起来，实现最高效率的社会动员。
在这一点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最瞧不起马克思复读机，最不愿模仿复读机的腔调。
2017年11月
*最初发表于2018年《文化纵横》杂志，已被德国卢森堡基金会译成德文在境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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